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9-0104-04 秉承着19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余脉，1990年代以来小说对“日常生活”表现出超常的叙述兴趣。具体到90年代以来叙述“80年代”的小说文本，“日常生活”话语是我们透视90年代与80年代初、中期同类创作不同审美特征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视角。对“80年代” “日常生活”精神表征意义的重视使得90年代以来关于“80年代”“日常生活”叙述的文本区别于那些关注日常生活世俗性、物质性与消费性特征，带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叙事姿态的嬗变是一种能够“映现”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①的“镜子”。因此，考察“日常生活”之内涵的时代变迁，不仅仅指向“日常生活”本身，同时指向特定时代整体的政治经济结构、情感结构与文化结构。 一、世俗化与同一化：“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的两个思想层面 “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扭结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日常生活受到社会基础、文化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具体形态又是一定价值观念与伦理体系的体现。具体到中国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日常生活”从政治化走向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同时，日常生活意识的觉醒也转化为追求现代化的动力。换言之，“日常生活”的发现既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与表现，同时这一发现也进一步促进了观念的变革与精神的解放。1990年代以来小说对“80年代”改革开放与现代性进程的重新认识是从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叙述开始的。魏微《大老郑的女人》以女人涂口红、掸眼影、穿超短裙等日常生活的改变作为1980年代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标志，其叙事意义不仅在于呈现这一社会现代性进程，更重要的是开掘与这种日常生活现代性相伴随的现代思想观念的萌生。 “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作为80年代启蒙文化的表征，指向80年代的现代性进程；另一方面，这种“日常生活”又是作为特定年代的文化风尚、社会习俗与时代精神的风向标加以呈现的，“日常生活世界本身的每一变化，同时也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应变革”②，因此，透过“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把握80年代的文化风貌与情感特征。王安忆曾在《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一文中说道：“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③也即是说，特定时代的历史风貌并非体现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上，而是体现在其时的衣食住行、伦理规范与习俗体系等日常生活层面。《长恨歌》中的“80年代”侧重在王琦瑶的衣着、爱情、死亡等日常琐屑的生活之流中，从而凸现“日常生活”的历史文化意义。 1990年代以来“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小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呈现现代性进程中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觉醒的层面，还在于呈现现代性的理性规范性、同一性对差异性的忽视和对人性的压抑层面。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就以戏谑和反讽的笔法表现了80年代现代理性以及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控制：“在符驮村的男女们看来日日戳戳，吃吃喝喝，是人生在世的两大美事。”小说对80年代的叙述聚焦于直接与符驮村民的人生两大美事相对应的“分田到户”与“生育问题”两方面，而这两方面，恰恰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对符驮村“日常生活”的介入。作为现代性理性规划的计划生育与符驮村民的身体崇拜和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相背离，它通过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通过对身体快感的剥夺来达到对个体生命的控制与日常生活的改造。显然，小说并未一味肯定80年代的启蒙与现代性进程，而是从个人生活与体验的角度批判其对日常生活的改造与扭曲的一面。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干涉人们的生，还影响到人们的死。阿来《轻雷》中的藏民本来拥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攫取欲望最终烧毁了这座森林，破坏了生态平衡，同时导致藏民死后无处皈依。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的生老病死的被扭曲正标志着藏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没落与丧失。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技术—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直线型的，这是由于功利和效益原则为发明、淘汰和更新提供了明确规定”，“但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④。这表明，经济层面的现代性与文化层面的“日常生活”并非完全同步。“日常生活”的经验性、传承性和恒定性与凝滞性决定了其对于“现代性”的惰性与反动。如果说80年代初铁凝的《哦，香雪》通过一个文具盒表达了对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诉求的话，那么王安忆发表于90年代初的重述80年代的小说《妙妙》则通过对妙妙在日常生活中先锋实践的反讽表现其对80年代的现代化、进步的内涵的独特思考。正如火车给香雪带来了现代化的气息，妙妙对于现代化的体认，也是通过电影、电视以及来头铺街拍电影的剧组来实现的。在服饰问题上，妙妙遭遇到在现代与传统、先锋与保守之间无所适从的尴尬困境：“她只能在思想上抽象地行动，在思想上走到了人们的前列。而现实中，她的服装则因不甘随流却又技巧低劣而显出不伦不类，透露出一种绝望挣扎的表情。”正是出于对落伍和被时代遗弃的恐惧，妙妙在性观念上刻意表现自己的开放，其在爱情、性观念上价值的偏差与错位势必导致了最终孤独的命运。可以说，王安忆正是借妙妙在服饰、性行为等日常生活方面寻求现代性的悲剧命运，对80年代中国一味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进行了反思。保守的头铺街对现代性的盲目抗拒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