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5-0155-09 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是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艺界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文艺论争。以往的研究，总是把它和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直接联系起来，忽略了论争自身的历史根源、国统区的历史情景对论争的影响等问题。本文拟从论争的起源入手，具体分析论争各方的问题，以及他们援引的理论资源带来的复杂影响，厘清不同理论资源的话语空间和限度，对论争的起源和话语形态做一清晰的梳理。 （一） 与通常的印象相反，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场论争是由文协抗战初期发动的通俗文艺运动引起的，论争对手分别是以向林冰为代表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和以文协为中心的新文学同人。 作为领导全国文艺运动的中心组织，文协成立之后，很快在有关党政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共同要求下，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为号召，组织和发动文艺作家为士兵和普通民众编写通俗读物，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通俗文艺运动。在此过程中，文协除了号召新文学作家积极编写通俗文艺读物之外，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借助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力量，大力推广该社“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将其塑造成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文艺主潮。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前身为“三户书社”，本是燕京大学师生“九一八”事变之后发起的抗日会下设出版机构，专门出版该会编制的通俗宣传读物，顾颉刚任经理。随着华北局势日趋缓和，“大家的抗日激情已经衰落”，三户书社无形中由燕大抗日会的集体事业，变成了顾氏独立支撑的“私人的事业”。[1]1934年7月，顾氏将书社更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扩大题材范围，在宣传抗日之外，兼向普通民众宣传科学常识。由于读者对象是普通民众，该社编写的通俗读物，除少数例外，采用的都是“民间流行的鼓词、剧本、画册等能说能唱，粗识文字的一看就懂的旧形式”[2]，形成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抗战前，该社“已出版通俗读物小册子近200种”，“发行网也由北平发展到河北各县，进而又发展到黄河流域”[3]，在华北普通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过，因该社以乡村民众为读者对象，新文学则以城市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顾颉刚等人的工作，一直未引起新文学同人的足够注意。抗战后，上海、北平等文化中心的沦陷，使新文学作家不得不走进了“一向很少或不曾接触到新的文艺的内地”[4]，新文学读者，和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读者，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重合。著名的生活书店大量出版编刊社的文艺读物，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征。据统计，抗战的前三年，生活书店一共出版文艺类书籍200余种，其中通俗文艺作品近100种，“将近占文艺出版物总量的一半”[5]。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出自编刊社同人之手。 随着社会影响之扩大，该社“旧瓶装新酒”的理论主张，引起了文协的重视。1938年5月，文协举行“怎样编制士兵读物”为主题的座谈会。座谈会特别邀请编刊社的徐炳旭，介绍了该社战时宣传工作纲要和“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座谈会上，文协同人对“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利用旧形式写新作品，在目前是万分必要的”（田汉语）[6]一件事。这次座谈，是文协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充分体现了文协对通俗文艺运动的重视，透露了文协利用旧形式，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从事大规模通俗文艺写作的态度和意向，奠定了文协通俗文艺的基调。 迁到重庆后，为了培养通俗文艺人才，文协又在教育部的资助下，“约请通俗读物编刊社合作”[7]，举办了两期通俗文艺讲习会。讲习会由赵纪彬、王泽民、何容、萧伯青、老舍和老向等六人担任教师，从理论、方法技巧、音韵和音乐等几个方面，对通俗文艺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讲授。从根据讲稿整理出版的《通俗文艺五讲》来看，两期由文协出面主持的全国性通俗文艺讲习会，实际上是全面而系统地传播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旧瓶装新酒”的理论主张。讲习会结束后，文协又联合编刊社，召开通俗文化运动座谈会，“对抗战以来通俗文艺的状况及前途讨论甚详”[8]，进一步扩大了该社的影响。 除了座谈会和文艺讲习会之外，定位于“推动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指导刊物”[9]，以“全国文艺工作者行进中的道标”[10]为号召的《抗战文艺》，也多次刊登顾颉刚和向林冰等人的文章，系统介绍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实践经验，全面阐释了该社“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从1938年5月到次年10月，《抗战文艺》前后共刊载了6篇出自通俗读物编刊社成员之手的理论文章。根据编刊社的惯例，介绍和阐释该社理论主张的论文，只有经过集体讨论同意才能发表[11]，这6篇文章实际上是从不同侧面，全面阐释了“旧瓶装新酒”的主张。 文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介绍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经验，等于把该社“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塑造成了通俗文艺运动的基本方向。与此同时，该社也有意识地利用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在原来单纯注重宣传教育功能的写作中，增加了文艺创造的成分，向着创造“宣传性与文艺性合一”[12]的新型文学形式方向发展。 这就与文协最初的目标，发生了冲突。 （二） 文协虽然成功地把包括通俗读物编刊社在内的各种力量组织起来，迅速发动了以“旧瓶装新酒”为形式特征的全国性通俗文艺运动，但在看待通俗文艺的意义和历史价值等问题上，却未能获得共识。以老舍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认为，运用旧形式编写通俗文艺读物，只是动员民众和宣传抗战的手段，是一种为了抗战而不得不暂时牺牲艺术的临时性策略。而茅盾、穆木天等参与过“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左翼作家，则视之为“文艺大众化”在抗战时期的具体实践形式。至于文协研究部主任胡风，则一开始就不赞成“旧瓶装新酒”的通俗文艺运动，认为这是从新文艺立场上的倒退，是对新文艺发展方向的否定。这三种观点，均与编刊社“旧瓶装新酒”的理论主张有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