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白话小说诞生之后，如果在题材范畴内谈论的话，最成功或者成就最大的，应该是乡土文学或后来被称作“农村题材”的文学。但是在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乡土文学是如何转向“农村题材”的，“农村题材”怎样或为什么又重新转向了“新乡土文学”，并没有得到说明。这相互关联的三个概念虽然有同源关系，但它们的内涵是非常不同的。“乡土文学”是指反映中国乡村社会面貌或社会性质的文学；“农村题材”是表达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学；“新乡土文学”是对“农村题材”的颠覆和对“乡土文学”的接续。这三种文学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对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看法虽然并不一致①，但以鲁迅为代表的众多作家作品的存在是文学史实。受鲁迅影响的那些青年作家，写的也是“几乎无事的悲剧”②，也与“阿Q”有血缘关系，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识③，既有田园牧歌的描述，更有对国民性的揭示、剖析和改造的诉求。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的文学家们经历了一次走向民间的思想文化洗礼。这场运动之后，“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实现了向民间话语的“转译”过程。随着马可等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陆续面世，特别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的发表，一种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出现了：他们是英姿勃发、活泼朗健的二黑哥和水生嫂，他们告别了阿Q、祥林嫂、华老栓的时代，当然也告别了愚昧、麻木、混沌未开的性格，而成为有鲜明阶级意识和深明大义的新型农民。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奠定了“农村题材”创作的基本模型：总体性的目标、史诗的追求、两个阶级的对立、农民英雄的塑造，等等。1949年之后相继出版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风雷》、《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1978年以后，执政党和广大农民发现，在那条朝向“总体性目标”的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中国广大农村不仅依然破败，农民依然穷困，而且在精神领域同样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70、80年代之交，我们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中看到的情景是：贫困无助的老许茂依然是华老栓或祥林嫂式的愁肠百结；盘青青依然生活在精神的不毛之地，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幸福，面对盘青青的不幸同当年的萧涧秋一样束手无策，王木通的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比阿Q们有过之无不及。正是从这个年代起，“农村题材”所遵循的创作观念和方法逐渐淡出，“新乡土文学”开始与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缓慢地建立起了联系，同时也接续了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 一、权力欲望与深层文化结构 民粹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一方面创造了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农民形象，这些崭新的形象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全民族动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也改写了“五四”“改造国民性”文学发展的方向。二黑哥等人物最终发展到了高大泉和样板戏，使这条文学道路走向了终点。如前所述，80年代“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转向之后，民粹主义思想潮流也随之退场。 王跃文的中篇小说《也算爱情》④中的女工作队长吴丹心，是一个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学形象。在欲望受到普遍压抑的时代，吴丹心以她的权力获得了性的满足，在人的本能欲望不具有合法性的时代，吴丹心释放欲望的要求可以不作道德化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她怀疑自己的性伙伴李解放同一农村姑娘有关系时，她妒火中烧。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后反正不准你同那女的在一起。看她长得狐眉狐眼的。” “我不会和她怎么样的。我不可能找一个农民做老婆呀？”李解放说。 吴丹心说：“你对农民怎么这么没有感情？” 李解放莫名其妙，说：“我弄不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要我同她有感情，还是不同她有感情？” 吴丹心说：“两码事，同她是一码事，同农民是一码事。” 这段对话不仅揭示了吴丹心作为有一定权力的女人的占有欲，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作为工作队长的吴丹心对具体农民的理解。在吴丹心看来，农村女青年腊梅只是个“性”的争夺者，她只是一个具体的与“性”有关的女人；而“农民”这个词只是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抽象符号。吴丹心要抽象地占有“农民”，但具体地又否定了它：“农民”这个符号是可以没有具体所指的。是权力改写了对“农民”的理解和看法。 毕飞宇的名篇《玉米》中的大队书记王连方，在大王庄能够为所欲为地对待女性，与这些女人对权力的恐惧有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大王庄普遍的道德观念。王连方自然不受道德观念的制约，这与大王庄民间社会的道德水准和麻木不仁是密切相关的。自尊自爱的普遍缺失是这个民间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小学教师高素琴是玉米在大王庄最“佩服”的一个人，她能够解四则混合运算，能说普通话。但她接到玉米让她收转的彭国梁信的时候，她几近是在捉弄玉米：“‘玉米，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玉米一听这话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玉米故意装着没有听懂，咽了一口说：‘沉什么气？’高老师微笑着从水里提起衣裳，直起身子，甩了甩手，把大拇指和食指伸进口袋里，捏住一样东西，慢慢拽出来。是一封信。玉米的脸吓得脱去了颜色。高老师说：‘我们家小三子不懂事，都拆开了——我可是一个字都没敢看。’”她不仅慢慢地观察玉米，享受拥有信件的快感，而且她已经事先看了彭国梁的信。虽然是一个小学教师，一个文化的传播者，但她的阴暗心理和窥视欲望与后来的其他村民没有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