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顺乎自然的逻辑：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劳工神圣”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需要无产阶级的文化，以及作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1922年1月，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开辟了“革命文学”专栏，发表了富有“革命”精神的诗作。1923年3月，中共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新宣言》中提出，中国的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之指导，不能成就”。1923年5月27日，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第三期上发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提出：“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在同一期上，郁达夫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说“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结成一个世界共同的阶级，百屈不挠的来实现我们的理想，我确信‘未来是我们的所有’”。同年12月22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主张以文学为工具，新诗人要从事于革命的实际活动，做革命的诗歌。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1924年5月17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31期上，再发表了《文学与革命（通讯）》，正式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激励一般文学青年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革命的感情，创作出“革命文学”来。1924年8月《新青年季刊》第3期发表了刚从俄罗斯留学归来不久的蒋侠僧（光慈）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与革命》，他介绍了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论争，并指出：“无产阶级既成为政治上的一大势力，在文化上不得不趋向于创造自己特殊的（文化），而与资产阶级相对抗。”1924年11月6日，沈泽民在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上发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更明确地提出了时代对于革命文学的需要。他呼吁：“起来，为了民众的缘故，为了文艺的缘故，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去！”1926年初，郭沫若在日本人办的上海同文书院中国学生班作的《革命与文学》的讲演中，给“革命文学”下了定义：“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茅盾在1925年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5月2日、17日、31日和10月24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172、173、175和196期）、《告有志研究文学者》（7月5日出版的《学生杂志》第12卷第7号）、《文学者的新使命》（9月13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190期）。《论无产阶级艺术》和《告有志研究文学者》阐述了苏联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条件、艺术特点以及和旧世界艺术的区别，还谈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茅盾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带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艺术是为了助成无产阶级达到终极的理想的一种工具，是以无产阶级精神为中心而创造一种适应于新世界（就是无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的艺术。《文学者的新使命》则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基本原则，结合中国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努力方向。他说，革命文学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 一 普罗文学的建构焦虑 文学话语的实现无非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话语的实现者，主要指表达主体；二是话语的表现内涵，所谓的被表达主体。就表达主体和被表达主体的关系而言，表达主体可以与被表达主体施行合一，即进行自叙性创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表达主体可以对被表达主体进行最大限度的介入；表达主体也可以与被表达主体实现分离，即他只把它作为表现的客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表达主体的介入是有限的，他的书写行为会经常受到被表达主体自身逻辑的牵制。考察早期左翼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普罗文学的理想，我们会发现，他们所倡导的文学形态非常特殊。因为他们都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的身份在言说，所以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看做是无产阶级是通过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在这样的文学理想中，无产阶级既是表达主体又是被表达主体。通过这样的理论形态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实现无产阶级在文学中的话语权。 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文学在理论上至少受到了两个方面的质疑： 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自身悖论的质疑。 在阶级论的框架内，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文化的拥有者，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建立起了地主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及其表意系统。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和建立地主阶级文学，建立资产阶级文学一样的，既然资产阶级依靠自身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文学，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呢？ 但是问题远比这样的想象要复杂，这种复杂性来源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特殊质性。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不仅缺少的是财产，更主要的缺少的还有文化。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不但需要生活经验，还需要文化修养。文化修养对文学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识字或者没有文学素质，作品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理论里，比如说托洛茨基的理论里，都认为要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首先必须使无产阶级接受教育。但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因为“无产”所以缺少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都取得了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才能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是共产主义的到来，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是已经被消灭了的，既然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无产阶级当然也就不复存在。无产阶级都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产阶级文学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了。 因此，托洛茨基在本质上认为写作尤其是创作是带有资产阶级特征的知识分子的特权，严格来说是剥削阶级的特权。他在《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引言》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使资产阶级的文化和资产阶级的艺术，与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相对待，是根本不对的。后者是决不会存在的，因为无产阶级统治是暂时的，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的意义，与道德的伟大，是在于它正在为那种将要超过阶级，将要为初次真正人类文化打基础。”①这种对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的取消主义是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把它底专政看为一种短促的过渡时期”的理论是一致的。当无产阶级处于“无产”地位的时候，因为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内心所有艺术的冲动，都因无法表述而流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只能被表述。而当无产阶级翻身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也就不再无产，他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也能够表述自己的情感和情志了，但是到那时，无产阶级也就不能再叫无产阶级了；到了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和他所立志要消灭的阶级一起消逝了，那也就无所谓无产阶级写作了。在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还在巩固政权，搞经济建设，让大家有饭吃，做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在这些“短促”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下，无产阶级无法与有几百年历史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进行抗衡。而且托洛茨基认为：“过渡时代在艺术上的政策，只能去，而且必须去，帮助各种艺术派别正确地了解革命底历史的意义，而且把赞成革命与反对革命的绝对标准放在他们面前之后，允许他们在艺术上有完全自决底自由。”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