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9-0102-04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1966)，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冯至、艾青、何其芳等作家，以新的文学制度、规范为依据，努力调整自己原有的思想、审美习惯乃至生存方式，以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创作社会主义文学。对这一现象，同一时期的美英学者作了特别的解读、言说。本文将考察其言说的主要倾向，探寻话语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 一 1949-1966年，美英学界研究新中国作家转型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施友忠(Vincent Y.C.Shih)、陈世骧(S·H·Chen)以及谷梅(Merle Goldman)等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或文章中，对新中国作家进行了考察，如白之的《老舍：独树一帜的幽默家》一文之于老舍，施友忠的《老一代作家：狂热者与逃避者》一文之于沈从文、巴金，《茅盾：一个批评家》一文之于茅盾，陈世骧的《共产主义中国诗歌中的隐喻和诗人意识问题》一文之于冯至，谷梅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异己文学》一书之于艾青、丁玲、何其芳等人。他们的言说主要集中在作家们建国前后身份及其作品变化上。 在身份研究方面，以施友忠和谷梅为代表。他们指出了作家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身份的变化。施友忠将建国后的沈从文、巴金、茅盾分别冠以“逃避者”、“狂热者”以及“代言人”的名号。在他看来，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位非政治性作家，其作品“没有显示出他对共产主义有任何非常巨大的赞同，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会让他同旧政权亲密的地方”，建国后，沈从文虽接受了思想改造，但最终还是成为新政权的“逃避者”；巴金建国前则“为一种悲伤忧郁的情绪所笼罩”，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只能提供给读者最微弱的希望”，但这种情绪在建国后全然消失了，他“成为热情歌颂新时代的喧嚣的、狂热的宣传家之一”；①茅盾建国后被看做是“教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②谷梅则重点讨论了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的变化，分析了他们在新中国历次文学批判运动中的境遇。如认为艾青虽然过去持有异端观念，但建国后还是当了文联委员、《人民文学》副主编，1957年又成为“右派”；何其芳则变为“周扬忠实的支持者、政党文学路线的代言人以及组织工作活跃的领导人”。③ 综观施友忠与谷梅的解读、言说，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热衷于探索作家们的内在心理，并将深层心理与外在行为进行对比，积极找出二者间的冲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评判作家与新生政权之间的关系。如施友忠认为沈从文虽然建国后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赞颂共产主义，但这种赞颂只是一种惯常的表达方式，“不带有任何真正的感情。”④他还将沈从文建国后研究服饰、陶器等古代文物，比作是魏晋文人逃避于玄学世界，由此认为沈的转变只是皮相。施对巴金的心理分析突出了“焦虑”的一面，即“焦虑他以前与政权之间的松散关系”，因此才狂热地去赞颂新中国，在焦虑中赎罪。在施看来，一些作家似乎“一直走在钢丝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旧思想的突然再现而掉下去”。⑤谷梅亦指出了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与新社会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并以艾青为例揭示了其隔膜所在。她认为艾青建国后虽担任了一系列职务，但并不能适应这种身份变化，“正如他的密友丁玲、冯雪峰一样，从来没有能够完全适应分配在他身上的管理职责”。⑥她还着重分析了何其芳身上的“矛盾”，即“他对党的路线的热情支持及对一些作家不断的打击，与他对艺术价值的不懈关心，二者形成了尖锐的冲突”。⑦由此，她将何其芳定义为一个“矛盾体”。 （二）以西方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言说新中国作家，并根据作家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关系的疏密加以褒贬。他们高度评价那些他们认为与新政府保持了一定距离、甚至存在“矛盾”的个人，如沈从文、艾青等，并赞赏这些作家对新政权所采取的态度。这可以从谷梅对何其芳的评价中窥见一斑。谷梅强调了何其芳的艺术追求与政党要求之间的矛盾，赞扬何其芳能够坚持自己的追求，并明确将这种坚持看成是知识分子反抗精神的体现：“尽管1942年后，他抛弃了他的朋友，但却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旧的思考方式。”“他没有完全失去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⑧相反，对那些主动调整思想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等，他们的评价较低，甚至讽之为“狂热者”、“代言人”。 二 这一时期，美英学者还分析了新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解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 （一）施友忠和谷梅的社会政治性层面的解读。他们热衷于分析作品思想主题，发掘其中他们所认为暗含的政治内涵，以此来支撑他们对于作家身份变化的论点，证明作家与新生政权之间的矛盾关系。 先来看施友忠。例如，他对沈从文1962年10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几首五言诗进行了解读。这几首诗是沈从文1961年跟随其他作协成员参观井冈山时所作，施认为它们表达了沈从文对新中国的讽刺。他具体以《下山回南昌途中》中“感时怀居易，才多慕庐陵”一句为例进行分析，认为这是沈从文借古讽今，因为诗中涉及到的白居易、文天祥、欧阳修三人，“没有一人与共产主义政权关系密切”，且白居易的诗歌“还表达了对人民生活困苦的关心”，因此沈从文的诗歌可以解读成对现实的“一种讽刺”。⑨再看谷梅，她详细解读了何其芳1954年10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回答》一诗。在她看来，该诗表达了“一个不能在他本来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她还将诗中第一节“奇异的风”和最后一节“尘土”的两个意象，理解为是暗指“政治教条对诗歌的压力”，⑩由此得出何其芳将自己创作水平下降的原因归于新文艺政策的观点。 施友忠、谷梅的解读是否符合作品原意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沈从文的诗歌并不是对新中国进行讽刺，而是相反，他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赞美了新生政权下出现的新事物；其援引古人也不是所谓的讽刺现实，而是触景生情，表达对前人才华的仰慕。谷梅的解读亦过于狭隘，因为《回答》一诗不仅仅是对来自官方询问的回答，更重要的是对普通读者、甚至包括何其芳自己的“回答”；何其芳在诗中着重表达的是自己的困惑与矛盾，他迫切地想走出创作的“不自由”状态，在诗歌的王国中自由翱翔。因此，这二人的解读不可谓不是一种“过度阐释”，误读了原文意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