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关注文学走向的当下，有必要对中国的两个“新世纪”文学做一对比。一个“新世纪”文学是指20世纪初的文学，另一个“新世纪”文学是指近8年来的21世纪初的文学。这两个“世纪初”文学相隔100年，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连接两个“世纪初”文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文学发展形态？对此，笔者提供两个非常文学化的视角：“少年情怀”与“中年危机”——从最贴近生命的视角来探讨这100年中国文学演变的某些特点。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命线有点像人类的生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一个从少年到中年的成长与成熟的主题。应该说明的是，这两个视角都不是本文首次使用。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学的青春主题是一个学界普遍关注的现象，曾经有许多研究论文探讨过。②关于当代文学的中年特征，1990年代就有人指出过。③但是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考察20世纪的文学演变规律，也许是本文所要尝试的一个新的独特视角。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这两个视角没有任何褒贬含义，只是给予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少年情怀·青春主题·革命话语 ——五四新文学的一种读解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这是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五四”的发生；如果从新文化或新文学的历史来看，其发生时间还要早些。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前身为《青年杂志》）是1915年。现在学术界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有一种观点是溯源到1892年。这一年，韩邦庆发表连载小说《海上花列传》（全书1894年出版），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向现代转型的开山之作。[1]不过这是一部写青楼妓女与嫖客故事的小说，与本文讨论的少年主题没有什么关系，那时现代性因素还处在躁动于母胎的生命原初阶段。真正的少年主题，是以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为开端的，时间为1900年，也就是新世纪的黎明到来之际。 “少年中国”这个概念来自于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创立的“少年意大利”团体。梁启超说：“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2]于是梁启超遂起意，把“老大帝国”的中国形象改变为“少年中国”的形象。他用非常华丽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少年特征。他认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就是一段老年和少年的轮回的历史，盛世就是少年，衰世就是老年。当时处于清朝末年变法失败之际，应该是老而又老、濒于死亡的中华帝国，但梁启超就在这关键时刻大声疾呼：“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梁启超这一修辞的变化适逢其时，立刻获得了巨大反响。正如一位学者所描绘的：“少年话语已经成为清末社会中最为激进的文化表述。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在历史的时间表中为‘中国’确定了新生的起点、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的形象，作为政治象喻的‘少年’被赋予了无以伦比的文化能量。其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莫不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而一时之间，有关少年的论述涌现于政治、文学、伦理、教育等诸多文化表述领域。另一方面，自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首倡现代中国之‘学运’，及至邹容以20岁年轻生命献身革命，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3] 一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好，要从老年状态逆转为少年状态，肯定不是靠一厢情愿就能完成，还需要有更大的外力推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之所以能够被普遍接受，是因为当时有了更大的参照系，那就是中国以外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现代”的样板。中国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枪炮惊醒，首先看清了现代化的目标，产生了奋起直追的觉醒。如果老大帝国被列强侵略而一蹶不振甘当奴隶，那么只能是处于“落后”状态“被淘汰”；然而中国被侵略后调整方向，向侵略者学习，拜列强为师，竞相直追世界现代化而达到富国强民，那就成为少年中国。世界格局在客观上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阐释不一样，导致了国民文化心态的不一样，化历史为主动，由少年心态带动了革命，结束了满清老大帝国。我们在20世纪头10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少年中国虽然是一种语言能指，其背后支撑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国族的政治想象，直接导致的后果是革命运动。所以，国族想象（现代性）—少年情怀—革命运动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时代精神。 辛亥革命以后，“少年情怀”逐渐被“青春”主题所取代。钱穆曾经考证“青年”一词，他指出：“青年二字，亦为民国以来一新名词。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或称青春，则当在成婚前后数年间，及其为人父母，则不再言青春矣。民初以来，乃有《新青年》杂志问世。其时访求扫荡旧传统，改务西化。中年以后兴趣勇气皆嫌不足，乃期之于青年。而犹必为新青年，乃指在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言。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④“青年”一词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广泛传播流行，当时虽然有“少年中国学会”的庞大组织，但是流行于文化领域的话语已经逐渐改为“青年”或者“新”。从五四时期流行的期刊如《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解放与改造》、《创造》等名字来看，青春成为一种流行主题，它的内涵依然是现代性的国族想象和革命社会实践两大部分，这一点与“少年中国”的内涵没有多少变化。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开宗明义“敬告青年”的六条标准⑤，几乎每一条都可以与对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期望等同起来。李大钊直接把对青年的期望转化为对青春的鼓吹。在他主编的《晨钟》发刊词里，高歌青春：“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危，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4]其语气，其象征，其宗旨，都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青春版。我们看到，少年、青年、青春，这些概念在五四时期既可以用于对人的期望，也可以用于对国家、民族的期望，或者两者同时混杂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