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社会分化，要求文学和作家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很多人甚至认为，文学在当代影响力的下降，是因为作家放弃了公共职责。当年曾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纯文学”等概念也因此受到了相当强度的质疑。该如何考虑文学和作家的当代选择？文学该如何参与公共问题？又能参与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简单的道德义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对“文学”知识本身的历史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文学充分介入历史空间，文学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社会历史职责，这种观念意识既传统也现代。说它传统，从“文学”角度来说，是因为“诗史”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屈原到杜甫、白居易，无数的中国古典诗人用他们的笔记下了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期望以此促进社会现实的改良。而从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的产生历程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虽然与儒家的“士”有很大的区别，但也继承了“士”的强烈的“济世”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作家多数是怀抱着济世救民、传播新文化、改造中国现实的理想而走上创作道路的。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在中国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我们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这个特色更是一个现代事件。因为独立的“文学”知识门类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现代以前并没有独立的“文学”观念。“五四”前后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知识分类和现代大学学制，“文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才产生了归入“文学”门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当我们说“文学知识分子”该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谈论现代问题。 文学和文学从业群体必须充分介入现实作为一个现代事件，最集中地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过程中。在古代中国，并不是每一种“知识”都被看做能够承担“济世”功能的。这一点对虚构性的文字写作知识来说极为明显。古典的“诗史”传统主要是针对诗和文，词曲小说是士大夫羞于启齿的文类，更不用说去讨论它们如何载道济世了。与此相应的是，“士”在古代有时也称为文人，因为他们从事着文字研究与写作工作。但是文字研究和写作工作必须“经世致用”，才是“士”的工作。专门从事文学想象工作包括诗文写作，在古代并没有什么地位。纯粹的文学想象工作比如虚构小说获得比较崇高的地位，更是现代的产物。其中最主要的核心因素是启蒙文化。梁启超提倡以“小说新民”，小说成为了载新文化之道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小说逐渐由不入流的文体一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类家族中的大宗，小说家也由人们羞于启齿的身份一度转变为大众的精神导师。 文学及其从业人员应该努力去承担重大历史职责，这种身份意识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事件。谈论这些问题，无非是想说明一个基本观点：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文学”和“文学知识分子”群体的标准定义，人们关于各种知识包括各种知识群体的种种想象或定位无疑都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明确这一点，无疑对于人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知识分子问题，会打开更为宽阔的视野，而不至于从某个先验的界定出发，去裁判不同的知识群体，从而掉入自己设计的种种逻辑陷阱。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话题一直是长盛不衰的题目。80年代的人们通常用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独立审美意识的失落与复苏来概括从“五四”到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的历程。这种历史叙述表达了追求独立创作权的愿望，但是“从失落到复苏”这个措辞显然预设了一个关于文学知识分子的标准定义。这种愿望表达方式使当年的人们陷入了一种很明显的逻辑悖论状态：一方面高调指责“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却不假思索地强调新启蒙、改造国民性。力图从某个本质化的定义出发思考问题，更为突出的表现是逻辑专断，蒙蔽了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比如，80年代还形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萌芽于“五四”，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中国文学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甚至被取消。联系到小说家地位提升的过程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学知识分子执行的职能，我们应该看到，革命意识形态其实没有消灭文学知识分子，而是希望用另一种“道”——革命意识形态取代五四启蒙之“道”。 当然，革命意识形态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当这个“道”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后，文学知识人所载的这个“道”，事实上与“国家政权”失去了距离。在国家意志强烈的一体化要求下，人们失去了在国家政权之外展开想象、批判甚至是生活的空间，这不仅仅严重违背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想象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个人主义”追求，而且也使知识人的多样化选择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革命意识形态取消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多样化的知识追求，尤其是“五四”个人主义。但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来说，用文学的方式讲述民族的新文化，承担中国现代化的大叙事，启蒙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和80年代的新启蒙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基本特色：在充满政治色彩的文化旋涡中层开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也正是在其中形成了“精英”意识，所以，今天的人们希望文学知识分子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承担公共职责无疑是这种传统一脉相承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