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4-0052-09 历史的悖论有时并不来自历史本身，而是来自有关历史的言说。当1920年代末左翼文化运动肇始之际，其当事人就曾把这场刚刚开始的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质”上区别开。后期创造社虽然并没直接喊出“脱弃‘五四’的衣衫”，但却强烈地内含着这一“脱弃”逻辑。成仿吾在他那篇著名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就通过一个当下的空间位置图——资产阶级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把新兴的文化运动在时间上潜在地与“五四”区别开，由此得出了他的必然性的历史逻辑：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冯乃超依据这种历史逻辑，横扫文坛，也横扫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成果。李初梨则通过重新解释“文学是什么”以及诸如“审查动机”等自我唯意志，把五四新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做了本质上的断然区别[1]。几位创造社的宿将新秀们急于把他们刚刚从日本带回的“真理”，连同等于真理的自己推荐出去，便把文学革命轻而易举地埋葬在黑暗里（有趣的是，仅给前期创造社有限的成员留下通向光明的路径）。 明确提出“脱弃‘五四’的衣衫”的是瞿秋白。他在退出中共最高决策层后，于1931年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学运动和文艺的普及化问题，尖锐地触及这场新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五四白话文运动并没有产生“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反而造成了“文学”与“广大群众”的新的隔阂，因为这场运动并没有实现“言”和“语”的统一，造就出“我手写我口”式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它只不过贡献了一种不同于文言（“周朝话”）、新文言（“明朝话”）的五四白话（“欧化文”），几万万不识字或初识字的普通民众是根本不能享用这种白话的；而用这种白话来书写的“新文学”，也不过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他因此得出结论：“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2] 那么，瞿秋白心目中最终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现代中国文”是什么样的呢？——用罗马字母，或至少用“绝对的白话”记录口头语言，用普罗大众能听得懂的口头语言书写文学、科学和学术等。但瞿秋白的立足点显然不是纯粹的语言学和专业性的，而是要用极易学习、人人都能掌握的罗马字母或“绝对的白话”创造大众文学，使之参与到变革中国的社会动员之中。这个“变革”就是“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式的“新中国”。在他看来，“五四”的不彻底，就在于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五四“文学革命”仅仅满足于为新的权贵阶层提供现代（“摩登”）文学。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支配下，主张“脱弃‘五四’的衣衫”，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这一自我描述和自我定位，今天可称之为“左翼”遗弃“五四”。 但“五四”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位置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就在瞿秋白和后期创造社这么来做自我描述和自我定位时，就已经遭到了来自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抵抗。据茅盾回忆，《学阀万岁》写出之后，就“有几个朋友认为不能发表，退还了秋白”。茅盾还曾当面问他：“你真正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瞿的回答则是：“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茅盾据此认为瞿秋白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论断不过是“矫枉过正”而已[3]。鲁迅也认为瞿秋白的“绝对的白话”不可行，他坚持把“大众”分为甲、乙、丙诸类（甲：很受了教育的；乙：略能识字的；丙：识字无几的），并把丙类排除在“读者”之外。他直告瞿秋白，即使是为“乙类”读者写书译书，“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4]。这一技术性讨论，等于推翻了瞿秋白否定“文学革命”的立论基础。而瞿秋白自己，在发表关于“五四”极端之论的一年后，也不得不回到“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这样的措辞上，虽然他仍然认为“五四”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已声称“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5]。此后，在左翼政治力量成熟起来后，已将“光荣的五四”叙述进自己的历史，“五四”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也被定性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6](P698)，从而将早期被刻意拉开的“左翼”和“五四”之间的“裂痕”成功地焊接在一起。 然而，历史叙述通常会受到历史本身的挑战。进入1980年代后，“五四”的“彻底的反封建性”受到突出的强调，其针对性正是被认为是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封建法西斯”的极左思潮，而这一思潮的源流又恰恰被追溯到30年代左翼文化思潮。于是，弘扬“五四”作为一个显在的主题，与“祛左翼化”作为一个潜在的命题[7]，便相得益彰地成为新的时代潮流。那个曾经声称自身“高于”五四的左翼文化思潮，那个后来又被叙述为与五四进步文化“同体化”的思潮，如今却以“蒙昧”的角色，承受着被重新定义为“启蒙”的“五四”的击打。在一种特有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断裂”虽未以命题形式被突出地彰显，却以未加命名的强劲思潮贯穿于整个“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