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皖江的桐城与宣城已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皖江文人间的频繁交流，致使他们的文学取向日益接近。从散文发展轨迹来看，崇祯年间，皖江文坛经历了从师法秦汉向师法唐宋的转变。这一转变起于天启、崇祯之际，大致完成于崇祯末年。这一转变不仅与崇尚唐宋的艾南英等豫章诸子相呼应，也直接引导了清初钱澄之、施闰章等皖江作家师法唐宋的散文取向，与侯方域、易堂九子和黄宗羲等一道，共同掀起了清初文坛师法唐宋的思潮，为桐城文派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创作经验。理清这一发展脉络，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桐城文派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清初师法唐宋风尚的形成与发展的状况和理路。 一 启祯之际，文坛上崇尚秦汉与崇尚唐宋的两派相互角力，难分胜负，宣城吴肃公就说：“弘正间，李献吉起北地，和之者何景明。迨王元美、李于鳞、汪伯玉诸子号曰中原，相与鼓吹风雅，祧唐宋而兼宗八代，至谓文章坏于昌黎，唐以后书不足读也。伯安逸才，熙甫、遵崖、应德诸家宗风未坠。而中原之论反斥之，坛坫之外，雅郑互淆矣。于是艾千子起而诟詈之，然莫能胜也。”① 艾南英在启祯之际登上文坛，此时皖江三大作家群——以吴应箕为首的贵池作家群、以方以智为首的桐城作家群和以沈寿民为首的宣城作家群——也先后登上文坛，接受与整合了两派，继承与发扬了古文的传统，又更多地倾向于唐宋派，实现了散文思想的转型。 在当时的皖江作家群中，贵池吴应箕以文成名较早。他学古文是从七子派入手的，贵池刘城《吴次尾先生传》就说他“少即猎治诗古文词，时时口称李、何、王、李也”②。刘城也是“平生文章出入汉两京前后”③，邓之诚所说“（刘）城诗流畅而文艰涩”④ 也透露出刘氏接近于七子派，而陈际泰序刘城《峄桐集》时则说的更加细致：“伯宗之文，其原盖出于八大家，而气劲理渊，率意而成，类皆刻深，由八大家泝而上焉，有以佐唐宋而全之，是之谓立之于至当。”⑤ 可见，他后来也由学唐宋大家而上溯两汉。 在宣城作家群中，沈寿民、吴坰有文名。吴肃公《叔父季野先生墓志铭》说：“吾宣治古文，惟姑山沈先生与家叔父（吴坰）两人耳。”⑥ 万时华《黄鸣仙稿序》说：“己巳余游宣城……沈眉生诸子博稽深览，群以典古奇奥自命，而按律就班，一出入于古人先正之规矩，余谓诸子此宛陵至道之日也。”⑦ 从“以典古奇奥自命”看，宣城诸子接近七子派。 桐城方以智在文坛上以诗闻名，但也颇有文名。他的《又寄尔公书》说：“总角时，祖父之训，诵经阅史，不呫哔制举义。年十五，十三经略能背诵，班史之书略能粗举。长益博览百家，然性好为诗歌……著作古文皆不以示人，考辨经史，不敢与人言论，以末世恶人学问也。”⑧ 可见方氏有着良好的秦汉文的根基，自然靠近七子派。《曹根遂先生博望稿序》又说：“雾灵先生，阮公坚之也，余石塘业师师事之。雾灵犹及见娄东，故其教尚博学而文主王、李，其近《青州志序》者多，私心犹以为口不屑修武，然《曹王碑》聱牙诘屈，或尤甚焉。”⑨ 阮坚之、石塘、方以智三人一脉相承，在古文取向上与七子派相近。蒋臣在桐城作家群中以经济致用之学名世，但也颇有文名。他的门人方亨咸说：“先师之文章节义冠冕海内久矣。忆少侍先师侧，见其矢口成谟，摛词树帜，激昂博辩，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论政事，则可佐治安；谈名理，则融贯孔、墨。文类西京，诗追雅颂。”⑩ 由此观之，启祯之际桐城古文名家从总体上看，基本上倾向于师法秦汉，甚至可以说师法秦汉是当时桐城文坛的主流倾向。 然而崇祯年间，崇尚秦汉的文学取向却有所改变。黄宗羲说：“甲子、乙丑间，周介生倡为古学……又数年戊辰，张天如易之以注疏，名为表经；未几，吴次尾以八家风动江上；陈卧子以时务崛起云间；而艾千子以先民矩镬，短长当世。要皆各有长处。”(11) 由此可知，崇祯初年吴应箕对唐宋八家的推崇已在江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艾南英崇祯初年游宣城，盛赞沈寿民，显然沈氏之文符合他的文学思想。黄宗羲在《征君沈耕岩先生墓志铭》中就说：“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评许在盛名之下，人骇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选时文，耕岩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轻置于文待。”(12) 从理论主张上来看，皖江大多作家的论述较为零散，只有方以智的论述较为集中、系统。他的《文论》（作于1633年之前）说：“文固未可以一二论也，号属文家众矣，何其不古耶？岂世渐使然不可复哉？抑作者安于下乎……故六经下有左、国而史、汉，遂为高古绝伦，下此自不逮矣……要其至德要道，统乎六经，扩而为十三经；文辞尔雅，叙事达义，则左、国、史、汉，大家毕矣”，明显有七子派的影子，然而他在该文结尾处又说：“竱本于经，练要于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文从古法，诗从正始，而好学在乎定志，词达在乎辨雅”(13)，已有折中七子派和唐宋派倾向。方氏在《膝寓信笔》中还说：“癸酉（1633年）晤陈士业、张尔公于南都，始知学各有所从入。豫章之响亦有草木丝竹焉。卧子有‘楚风今日满南州’之句，岂指豫章哉？”“吴次尾慕陈龙门，亦善张尔公。尔公訾千子，卧子不屑千子，名有所指，维斗或暗取其说。千子论时文不必尽文之变，然在乙丑后亦一药也，功令是也。”(14) 他对被陈子龙等复社诸子排斥的艾千子的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吴肃公《叔父季野先生文集序》也说吴坰“取材于唐宋，而具体于秦汉，其惟叔父乎”(15)。由此也可窥见皖江文学宗尚转变的迹象，师法的范围从先秦两汉扩大到唐宋大家，更加趋近唐宋派，并逐渐成为了当时皖江文坛的主流倾向。 究其原因，在政治上，崇祯登基之后，大兴改革，需要文人来护道卫道。文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也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这与唐宋古文产生的政治基础是一致的。除了社会政治等间接原因之外，还有与师尊唐宋的张自烈有关的两件事对这一转变或许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1634年，因张自烈的《甲戌文辩》中有驳艾南英之语，艾南英与之展开论辩。张氏《与艾千子书》说：“私以千子轻世傲物，摘二三瑕疵，令千子知生平论著不合道者什且八九，或幡然悔未可知，不谓反罪仆到此极也。千子自以议论文章高天下，仆意士不闻道，虽班、扬、沈、宋，终为名教罪人。”(16) 这本是崇尚唐宋的作家内部的论争，不是原则问题的论争。张、艾与皖江诸子交往密切，为了同社之谊，吴应箕、刘城等人进行了劝止，然而理却越辩越明。（2）1639年，“十一月朔日，四方同学杨廷枢、刘城、吴应箕、陈梁、方以智、周歧、孙临、余垣、余维枢、钱禧、方其义，凡三百四十人，合辞白国子何公楷、周公凤翔请以予删《四书大全》咨部，檄江左学使者镂版袁州”(17)。《四书大全》是明初就指定的科举考试教材，张尔公担心“因之于数百年之后为历朝诸人所不敢异议者，取其说之疑而辩者”(18)，于是发动士子请求政府部门删定，这一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更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皖江的刘城、吴应箕、方以智、周岐、孙临、方其义等人参与其间，他们思想的整合和趋同也就在所难免。且不说其他的原因，单就这两件大事无疑为皖江士子提供了重新认识唐宋派的机会。方以智作于1641年的《文章薪火》(19) 就明显不同于他的《文论》，有不少篇幅直接论及唐宋大家，在师法取向上显然已将范围扩大到唐宋，标志着皖江散文思想转变的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