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发展和传承史上,家族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蕴育诸多士人文化创造的摇篮,还是传播和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渠道。因此,家族问题受到包括柳诒徵、吕思勉、岑仲勉、陈寅恪、钱穆、潘光旦、王伊同等元老在内的学术界的相当关注,研究成绩斐然①。但是,这些成绩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史学领域,文学领域的家族研究总体上还显薄弱。 近些年来,这种状况略有改善,从公开发表的论著和博士、硕士的论文选题看,家族文学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尤其宋代以降(包括宋代,下同),存世文献相对丰富,研究者易于选题和开展研究,成果问世较多,显示出这一路向的盎然生机。但是,就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而言,研究者在理论意识、研究方法和文献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标志研究领域体系化和严密化的理论建构更加匮乏,目前仅见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和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两篇文章,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家族文学的理论问题。本文拟从理论建构、方法设置、文献整理三个方面,对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做一较为系统全面的探讨,以期促进这一领域的成熟和持续发展,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行文中多以宋代家族示例,原因在于这一时代承前启后,更具代表性;另外,也和这一领域史学研究成果积累比较丰厚有关②,如1993年,海内外十二位第一流的宋史专家联手开展为期三年的“宋代家族与社会”的研究计划,发表了大量成果,极大推进了宋代家族史研究,这是其他朝代难以企及的。 一 家族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内容和意义 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家族自然是其核心要素,区域性的概念“家乡”和全域性的概念“家国”,无不以“家”为起点。在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中,“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③ 我们几乎可以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④ 但是,与社会史研究中的家族优先相比,文学史研究中凸显家族文学因素却相对滞后。回顾中国文学史诞生百余年来的历史,先有全国性的文学通史或断代史,其次有文学地域史,其次才有最近二十多年家族文学史研究的盛况,国—乡—家,空间由大到小,顺序恰和社会史的结构相反。这种家族文学研究的兴起,不仅仅是“研究者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内对陈旧的研究方法操练得过于烂熟、企图突围、力求创新的探索”⑤,而且反映出中国文学史学由粗到精、由宏观到微观的逐步成长的历程。 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分支领域,家族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基本内容和价值意义等理论问题的系统建构,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志。家族文学研究中的“家族”⑥,虽兼属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但从“家族是社会的细胞”这一形象说法来看,家族与社会学习惯上被认为更具亲缘关系。家族文学应当具有社会学和文学的交叉性质。但家族文学研究既非单纯的社会史的研究,又非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而是以文学为基点,将家族视为独立的社会单元,重点探讨其内外要素对文学的影响的研究。这是我们给出的家族文学研究的初步概念。 接着讨论家族文学研究的范畴和内容。范畴是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的反映,各种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一些基本范畴。顾名思义,家族文学研究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它们具体含摄的内容,可以从其交叉性的特点来寻找。即:“文学的家族”研究既有家族史研究的一般性内容,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所谓一般性内容,主要指家族“四态”,即结构型态、环境生态、活动状态、发展变态。结构型态主要指家族血缘谱系(谱系扩展时包含姻亲)的呈现和家族内部的结构,如世系、分支、族产、祠堂、人口等;环境生态主要指对家族生存产生影响的各环境因素,既包括自然环境(如山川、风物、气候等),又包括人文环境(如时代思潮、政治风云、地域文化、文学传统以及对家族的历史定位和评价等);活动状态主要指家族成员以不同角色从事的活动及影响,包括政治活动(如与政治中心的关系、不同政见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仕宦期间的政功、宦海风波的险恶等)、经济活动(如家族理财与生计安排等)、社会活动(如与师友、姻亲、同事、同乡等的人际往来及对当地事务的参与等)、日常活动(如物质方面的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文化方面的诗书研读、伦理教化、家庭藏书、家塾启蒙、科举考试等)、精神生产(如文艺创作,与“家族的文学”内容部分重合);发展变态其实是家族一种特殊的活动状态,它主要指家族为了应对来自结构型态、环境生态、活动状态的某些变异而主动或被动地做出的相应变化,以便保障自身健康或更好地发展(如族支迁徙、职业转型,文学承变等)。所谓自身的特殊性,即应突出其中的文学因素,家族文学研究中对家族“四态”的探讨,其目的应在于回答家族文学的生成问题,如果不突出这点,就无法将之与其他研究区别开来。如对于黄庭坚家族文学的探讨,就应在结构型态方面突出黄氏文学世家的面貌,黄庭坚叔祖黄注有《破碎集》、《公安集》、《南阳集》,父黄庶有《伐檀集》,族叔黄廉有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兄弟黄大临、黄叔达也有诗词传世,侄黄彦平有《三余集》,从孙黄谈有《涧壑诗余》,从孙黄
有《复斋集》、《山谷年谱》等,是典型的文学世家;在环境生态与活动状态方面突出黄氏家族对江西重文传统的塑造,特别应强调其在江西诗派中的作用和影响,江西诗派中坚徐俯及洪朋、洪刍、洪炎、洪羽兄弟均为黄庭坚之甥,诗社成员审美观念往往相似,诗社唱和使这种相似性得到强化,而许多诗社成员的家族姻亲性质,又使他们之间具有互动性、亲密性、稳定性和认同性强的特点,容易达成默契和一致。江西诗派内部流淌着浓郁的家族亲情,即使那些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社员,也“相亲如骨肉”,“相与如兄弟”⑦,这对诗歌创作流派的形成不容忽视⑧。在发展变态方面突出黄氏家族成员在诗的句法、意象、风格乃至精神气质等方面的承传变化,黄氏一门多风雅,黄叔达的诗句“攻许愁城终不开,青州从事斩关来”(《行次巫山宋楙宗遣骑送折花厨醖》)、“无量劫驰邪枉径,刹那间得旧时槽”(《戏题水牯庵》),甚肖乃兄的“山谷体”,至有人谓“君在黔中所作数诗,附《山谷集》中,殊有家法,当由山谷润色,以成弟之名”⑨。黄庭坚诗歌的学杜、学韩,有承其父黄庶、岳父谢师厚的一面,而其以俗为雅、行禅入诗、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特点,又自有其戛戛独造。即使其后人不以诗名,也并不影响他对文学家风的体认和推崇,南宋绍定壬辰(1232),黄庭坚后人黄垺重刻《山谷诗》,并作跋云:“句里宗风,垺岂识其趣,独念高、曾规矩,百工犹究心焉,手披口吟,不敢废坠,世之登诗坛者,相与共之,以寿斯派,亦先太史之志也。”(《山谷诗跋》)⑩ 黄垺在句法上不能比肩先人,却不敢废坠“高、曾规矩”、忘却“先太史之志”,他继承了家族精神气质方面的遗产,以重刻《山谷诗》的方式延续着文学家族的优越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