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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史的研究，人们只习惯于定性的考察，而不注意用统计的方法去定量分析。20世纪百年间究竟产生了多少项词学研究成果?在不同年代成果量有何变化?这些变化有何规律?是何原因?这些问题，迄今没有答案。经全面盘点，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总量高达22909项，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它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起步初始阶段(1901-1932年)，成果总量为476项，年均14.9项；迈步发展阶段(1933-1955年)，总量为1496项，年均65项；踏步缓行阶段(1956-1978年)，总量为3322项，年均144.4项；跨步腾飞阶段(1979-2000年)，总量达到17615项，年均800.7项。1933-1936年词学研究成果量第一次快速增长，得益于词坛领袖龙榆生和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的倡导。“文革”十年词学研究成果量仍能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则是由于“海外军团”的崛起。1979年以后词学研究飞速发展，与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而与教育制度的变化和出版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为了从不同的角度统计考察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增长变化，我们将20世纪词学研究每年的成果量和累积成果量制成一份总表，见表1。 我们先看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总量所反映出的增长规律。科学文献增长的重要规律之一，是美国著名的文献计量学家普赖斯提出的“指数增长规律”，即“任何正常的日益增长的科学领域内的文献是按指数增加的”。[2](P293)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累积量，也基本上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将表1的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输入计算机后，Excell电子表格可以自动计算出其增长指数，并描述出指数增长的曲线，见图1。 
图1 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的指数增长曲线 
图2 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变化图 图1是以5年为一个时段来统计，纵坐标为累积成果量，横坐标为年份。表中的粗线，是计算机根据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实际增长的指数而自动生成的曲线，即实际增长曲线。表中的细线，则是计算机根据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反映的指数增长关系模拟出来的趋势曲线，即预期增长曲线。两条曲线的吻合(重合)度愈高，表明实际增长的指数关系与预期增长的指数关系愈加一致。图中的数值R[2]，就是表示两条曲线的相关性、吻合度的，其范围是0-1，数值越接近1，表明相关性、吻合度越高。而图1中R[2]=0.9252，这个数值表明，实际增长的指数曲线与预期增长的指数曲线之间的吻合度、相关度非常高，换言之，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增长量非常符合指数增长曲线。这也表明，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增长，与其他科学文献的增长趋势相似，符合科学文献增长的一般规律。 从图1可以看出，1930年代以后生成的粗线在模拟细线之上，说明1930年代的成果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超过了常规增长态势。而1980年代增长速度迅猛，1990年代中后期增长速度放慢。且看下面这组数据： 第一个5000项，用了77年的时间：1901-1977年； 第二个5000项，用了8年的时间：1978-1985年； 第三个5000项，用了6年的时间：1986-1991年； 第四个5000项，用了6年的时间：1992-1997年。 1978-1985年8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相当于此前77年成果量的总和，可见其增长速度之快。而第三个5000项与第四个5000项所用时间相同，表明1986年以后词学研究成果的增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之后，年度增幅放慢，每年的年产量是平稳中有升有降。 再从单年的产量来看。表1显示，一百年间词学研究成果的年产量极不平衡。1903-1904年的成果量为0，除去这2年，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最低的是1912年，全年仅有1项研究成果；最高的是1986年，达到964项，这一年的成果量比1901-1935年35年间的成果总量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