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小说情节衍变乃源自作家本人的艺术修改，包括增、删、调、改等等，研究者通过不同版本的文本比较，可以探知小说家在思想情感、创作水平及文学观念诸方面的变化轨迹，这在西方小说或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均不乏其例。但是，古代通俗小说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一方面，相当数量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生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创作，而是对“本事”或旧作的演绎改编，且整体上处于较为仓促、草率的状态，商业化色彩甚是浓厚，往往未经作者认真修改，即匆忙刊刻行世，清代小说戏曲家李渔曾云：“予终岁饥驱，杜门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删，非不欲改，无可删可改之时也。每成一剧，才落毫端，即为坊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闲情偶寄》卷二《词曲部》下)，其创作状态便颇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即使有部分小说家的“创作”较为精心，也曾进行过一定程度的修改，然因年代久远，再加上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地位，文献保存情况相对较差，故迄今已难找到诸如“初稿本”、“第一次修改本”、“第二次修改本”、“定稿本”等可供比对且成系列的版本资料，此类研究自亦无法有效地开展。 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譬如清代小说《红楼梦》，仅目前已知的早期抄本就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本”、“舒本”、“列藏本”、“梦本”、“郑本”、“杨本”、“蒙本”及近年发现的所谓“卞藏本”等十余种，它们传抄于不同时期，保留着《红楼梦》在曹雪芹创作修改的不同阶段的某些文貌。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就曾通过上述抄本的比对，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现象，颇具学术启发性。《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叙宝玉挨打后，宝钗前来探望，袭人告诉她被打原因，其中涉及薛蟠，宝玉怕宝钗担心，忙止住袭人，接着有一段宝钗的心理活动：“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拦袭人的话，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纵欲，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当日为一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厉害了。”这段文字诸本均同，审其文意，则小说在第三十四回之前应当有描述薛蟠因秦钟而大闹的情节。然而，现存《红楼梦》诸版本均无此情节，秦钟始出于第七回，死于第十六回，他与薛蟠最近的关系，也不过是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一前一后、同回出场而已。那么，宝钗的心理活动岂非落空了？刘世德在“舒本”第九回找到了解开疑问的线索：“舒本”第九回末尾文字与其它诸本皆不同，叙贾瑞在宝玉压制下，被迫向秦钟认错，但心中“遂立意要去调拨薛蟠来报仇，与金荣计议已定。一时散学，各自回家。不知他怎么去调拨薛蟠？且看下回分解”，据此可以推知，曹雪芹初稿第十回的情节，应是叙述薛蟠“为一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但这一情节在后来“增删”时被删去了，却又因一时疏忽，没有对第三十四回中的宝钗心事做出相应的修改，遂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情节漏洞。事实上，薛蟠、秦钟皆属次要人物，如果对他们着墨过多，将会造成对中心人物及小说主线的干扰，曹雪芹的删改无疑是高明的；而研究者借助版本比勘，得窥小说名著生成、修润的若干细节，又是何等幸事！只可惜这样的例证，在古代小说研究史中实在太少了。换言之，因小说作者修改而造成的情节衍变，实际上并非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主体。 资料显示：古代通俗小说的情节衍变，主要产生于作品编撰阶段的“改编”环节以及传播阶段的“翻刻”环节。先来看前者。如上文所述，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编撰，大多带有鲜明的改编色彩：或是小说对笔记杂著所载“本事”的演绎，或是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的扩写，或是文人拟话本对“宋元旧种”的新编，或是章回体小说对戏曲、弹词、宝卷、唱本及道情等其他俗文学作品的改造，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改编过程中，由于受到文本体制、作家文学趣味和道德观念、读者欣赏口味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编撰的小说文本与被改编对象之间，往往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情节衍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节衍变乃伴随着作品之编撰而不是修改或流传而产生，具有某种“先天性”，与西方小说或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况大不相同，蕴含着独特而又丰富的学术信息。 古代通俗小说“改编”环节的情节衍变，表现形式颇为多样，其中最为常见者则有以下两种：其一，增饰新人物，引出新情节。譬如明嘉靖洪楩清平山堂刊本《六十家小说》所收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叙宋代词人柳永在京风流倜傥，后就任余杭县令，筑玩江楼以自取乐，欲与妓女周月仙交好，遭到拒绝，遂暗遣舟人强奸月仙并以此相要挟，最终“两情笃爱”云云。拟话本《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收录于《古今小说》第十三卷)乃据《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改写而成，作者冯梦龙先后增添了四位人物，引出一系列相应情节：首先是“黄秀才”与“刘二员外”，叙周月仙与黄秀才两情相悦，刘二员外欲与月仙欢会，遭到拒绝，遂暗遣舟人强奸月仙，以为要挟，柳永闻之，出资替月仙赎身，并撮合其与黄秀才的婚姻；第三位是歌姬“谢玉英”，作为柳永之红颜知己，贯穿小说始终，叙述谢氏因喜爱柳词而与柳永相遇相知，历经相约失约，最后重逢京师的爱情故事；第四位是权相“吕夷简”，叙柳永外任期满返京，遭吕氏排斥而被罢官。上述增饰的人物情节，彻底颠覆了柳永的文学形象，他已从旧作中“才子”加“流氓”的形象，转化为集风流、才华、情义及气节于一身的文人典型，这些情节衍变，既是拟话本小说篇幅扩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寄托着小说作者——与柳永同属风流落魄文人之冯梦龙的自我欣赏与身世慨叹。再譬如晚明西湖渔隐编撰的拟话本集《欢喜冤家》，其第七回《陈之美巧计骗多娇》与第二十回《杨玉京假恤孤怜寡》，分别根据万历张应俞所撰文言小说集《杜骗新书》卷三“婚娶骗”《因蛙露出谋娶情》、卷二“盗劫骗”之《公子租屋劫寡妇》改写而成(参拙文《〈欢喜冤家〉小说素材来源考》，收录于拙著《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58页)，仔细比对文本，《欢喜冤家》所增主要就是叙述男女主人公“云雨偷欢”、“兰汤午战”等细节，此类情节衍变亦多见于其他明清艳情小说，显示了编撰者对市民阶层阅读口味的商业迎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