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词学尊体模式的三种偏失 词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历时千余年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另一方面，词这种文学体裁自其产生之日始，地位就是十分低下的，一直被称作“小词”、“诗余”，被视作“余技”、“薄技”，从来没有过与其自身成就相适应的地位。因此，推尊词体就成为摆在历代词人、词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历代词人、词学家也确实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尊体思想，多方努力推尊词体。应该说这些努力对提升词体的地位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然而，近千年来，词体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个中原因复杂而深刻。平心而论，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传统尊体模式确实多有偏失之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推尊词体时过于强调词的功用性，而忽视其文学性。这种倾向是从宋朝南渡前后开始产生的。北宋后期词人黄裳的《演山居士新词序》第一次将道德、政治、事功等儒家所强调的价值伦理范畴引入词学： 演山居士……为长短篇及五七言，……因言：风雅颂诗之体，赋比兴诗之用，古之诗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则有赋，触类则有比。对景则有兴。以言乎德则有风，以言乎政则有雅，以言乎功则有颂。……然则古之歌词固有本哉！① 很显然，其所谓“歌词固有本”的“本”就是其所言的“德”、“政”和“功”，这样“歌词”就可以和“诗”一样成为承载政教的工具了，尊体之意自不待言。靖康之变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社会背景下，从政教功用角度推尊词体的思想盛行一时，竟成为当时的词学主潮，鲖阳居士②、曾丰③、强焕④、陈亮⑤等人的尊体思想都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其影响可谓深远。到了清代，词学复兴，掀起了蔚为壮观的尊体运动，在清代数家最有影响的词派当中，应属常州词派在尊体方面用力最多、建树最大，而常州词派推尊词体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以政治教化论词。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词)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⑥这明显是将词与政治教化相联系，强调词体的工具性与功用性，以求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应该承认，这种尊体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中对于推尊词体确实起到了相对较大的作用，常州词派的巨大影响就是证明。然而其偏颇也是非常明显并且无法克服的。词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而存在的，而文学艺术最本质的属性是其审美性，这是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根本属性。而上述尊体思想没有从审美角度出发，而是从功用的角度入手，将词变成政教工具，阉割了词体的审美属性，终隔一层。常州词派的创作成就不及其理论成就，其实正是忽略文学性的不良后果。更何况词的特质是“要眇宜修”⑦，或者说是“轻”、“狭”、“小”、“隐”⑧，根本不适于用作表现政教的工具，这对于词来讲是“不能承受之重”。是为传统尊体模式偏失之一。 第二，推尊词体时过于强调词的诗化，而忽视其文体特征。这种倾向早在北宋中叶即已肇端，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是苏轼。苏轼提出“(词)盖诗之裔”，并认为词乃“古人长短句诗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轼“以诗为词”、拓展词径，用自己的实际创作为提升词体地位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宋南渡后，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苏轼的词学思想被更为广泛地接受。王灼、胡寅等在尊体理论上与苏轼相呼应；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豪放词人更是在创作实践层面沿着苏轼的道路继续发展。北方金源一代的词人也颇受“以诗为词”尊体思想的影响，王若虚即直言：“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⑨到了清代，同样提倡尊体的阳羡词派继承了苏辛的传统，其领袖陈维崧极力褒扬苏辛：“东坡、稼轩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⑩就是将苏辛之词比作杜诗和汉乐府。客观地讲，强调词的诗化、以诗为词这种尊体思想在词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对提升词体地位也确实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其偏颇不足之处，那就是忽视了词的文体特征。词本是一种配合流行音乐演唱的音乐文学，其最为显著的文体特征就是音乐性，“音乐性是词的生命”(11)，是词之成其为词的根本属性。而上述尊体思想没有从词的文体特征出发，过于强调词的诗化，而忽视了词体的音乐性，将词变成诗的附庸或“句读不葺之诗”，毕竟隔了一层。是为传统尊体模式偏失之二。 第三，推尊词体时过度追求词体的雅正化。这种倾向最早产生于南宋。词在产生之初即带有明显的“俗”的特征，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词更是以俗著称，在当时流行极广，却被批评为“词语尘下”(12)。到了南宋初年，出现了一部署名鲖阳居士编的词总集《复雅歌词》，这一命名在词学史上第一次将“歌词”与“雅”联系起来。其后不久，又出现了曾慥编辑的词总集《乐府雅词》，直呼“雅词”，显然具有推尊词体的含义。南宋中后期，崇尚雅正成为词学思想主流，姜夔、张镃、沈义父、周密、仇远、张炎等人都力图从雅正的角度提升词的品格，使词由“下里巴人”上升为“阳春白雪”。南宋词论家从崇雅的角度推尊词体对清代的词学尊体理论带来深刻影响，浙西词派即高举“雅正”之大旗推尊词体，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即云：“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13)其中尊体意图非常明显。然而，通过提倡雅正推尊词体的方法的弊端更为明显。事实上，词自产生之日起即具有通俗性、娱乐性、活泼性等特点，即所谓“俗的一面”，而这种尊体角度忽视了词体活泼自然的一面，一味追求词体的雅正化，使词体日趋僵硬化、程式化、贵族化，而灵动性丧失殆尽。是为传统尊体模式偏失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