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0)02-0001-05 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是明清小说发展的尾声。这一时期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创作趋势之一，是长篇白话小说中侠义题材的空前盛行，出现了《儿女英雄传》(1849)、《荡寇志》(1853)、《三侠五义》(1879)、《小五义》(1890)、《彭公案》(1892)等一大批作品。其卷帙繁多，蔚为大观，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潮流。 对侠义小说的研究，较早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当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后的研究多在二者基础之上展开，研究或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探索其艺术特点，或考证其与古代小说的源流关系。侠义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但基于类型学的角度对侠义小说的研究却显得有些单薄。本文正是从创作特征入手，试图总结与归纳侠义小说这一古老的小说类型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传承与新变。 中国近代侠义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荡寇志》、《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作者余万春认为施耐庵的《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而罗贯中的《后水浒传》“全未梦见耐庵、圣叹之用意，反以梁山之跋扈鸱张，毒痛河朔，称为真忠义……于世道人心之所在，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所以决定“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1]1042基于此种创作目的，《荡寇志》从金圣叹删改处写起，以陈希真父女的命运为主线展开情节。陈丽卿抗拒高衙内调戏，父女俩为躲避高俅父子的迫害，被迫到猿臂寨落草。但他们始终心念朝廷，一意与梁山为敌，把剿灭宋江等作为向封建统治者的进身礼，由于攻打梁山建立了“功绩”，陈希真重为朝廷录用，升官至都统制。随后他们又和云天彪一起，在张叔夜的统率下，踏平梁山，《水浒》中之一百单八英雄，到结束处，无一能逃斧钺。 《荡寇志》模仿《水浒》笔法，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作者善写战争，对双方争战的攻守进退，娓娓道来，调度自如，不紧不迫，而又惊心动魄，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其叙事语言精练流畅，造语设景，颇具匠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荡寇志》“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2]120在艺术表现技巧与细节真实细腻等方面颇有创新，较之《水浒》并不逊色。 《三侠五义》是一部较为典型的以清官断案为经，以侠之仗义行侠为纬的公案侠义小说。小说的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前七十回主要写包公断各种奇案冤狱以及锄庞昱、为李太后申冤等故事，其中穿插南侠封“御猫”、“五鼠闹东京”并归服朝廷等情节。后五十回以包拯的学生颜查散为中心，写他在众侠客义士协助下诛强锄暴的故事。小说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行为与保护官府大臣、为国立功结合起来，体现了市井细民对清官与贤明政治的向往。 《三侠五义》演绎包公传说，成于艺人之口，其绘声状物，粗笔勾勒而能传神，叙事语言保留较多的平话习气。故事情节虽属离奇，但能渲染烘托，使人觉得合情合理。俞樾评价《三侠五义》“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可称“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3]639就艺术成就来讲，《荡寇志》与《三侠五义》分别可作为鸦片战争以后文人与艺人说侠之作的代表。 《儿女英雄传》初名《金玉缘》，书述侠女十三妹（何玉凤）因父为纪献唐所害，被迫奉母避居山林，习武行侠，伺机复仇。后以偶然机缘在能仁寺救得携银救父的汉军世家子弟安骥，十三妹遂做主使其与同时被救出的村女张金凤结成姻缘。安骥之父安东海获救后，为报十三妹之恩，挂冠辞官，四处找寻。何玉凤从安父那里得知其父仇人已被朝廷所除，大仇已报，决意出家为父母守丧。后为安父等“晓以大义”多方劝解，亦嫁与安骥，何、张姊妹相称，和睦相处。安骥此后官运亨通，“办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位极人臣”，“金、玉姐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第40回） 《儿女英雄传》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熔言情、侠义为一炉的保留平话习气的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是一部雅俗共赏、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作品。小说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张弛有度，转换自然。书中语言采用地道的北京话，又融入不少满族特有的日常用语，不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和风貌，而且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语言生动、诙谐风趣，开地道京味小说之先河。 中国近代侠义小说秉《水浒》、《施公》等而来，但精神已有蜕变，表现出鲜明的与封建法权和伦理妥协、合流的倾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侠五义》的判断：“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2]225正道出了这一时期的侠义小说与传统同类小说相比在内在精神上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近代侠义小说的独特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