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275（2010）01－0008－04 在中国历代遗民现象中，明遗民人数之众、感怀之深几乎可以称最①，遗民文章也开拓出更为深广的境界。在明末负有扶衰起弊之望的文坛名宿钱谦益预料：“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蜇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1]1594）身历明清易代天地剥复的沧桑巨变，遗民的深心卓识在悲怆与反思中淬炼，以至重开风气，成为清初文坛的一股主导力量。正如江南武进人瞿源洙为同乡遗民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做序时所言：“古未有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闾巷之士不附青云而自著，此亦一时风声好尚使然乎！”[2]遗民文人集群在人格与文学中贯注“天地元气”②，在文学题旨、审美取向上易于具备相似性，从而体现散文艺术的时代内涵与文体活力。遗民文人也以一定的地域或思想因缘，形成遗民盟友或群落，并不乏范围广泛的奔走与交流，使遗民群体的文学创造与理念成为此期文坛的标尺。 诚如归庄《梁公狄秋怀诗序》所述：“凡当天道反覆、人事变乱之际，士君子有无穷悲愤郁积于中而发之于言。”[3]188影响在题旨、题材上，故国之思与兴亡之感抒发强烈，悲怆动人。国变之初，一系列着墨于衣冠发式的作品，就是现实中遗民抗清志节的生动写照。新主强制推行薤发令，遗民以剃为耻，如戴名世《王学箕传》所示：明之士民“又多以不剃发死，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4]211，“发不可去”与“身不可降”紧密联系，形诸文词，情感激切。如赋体有王夫之《惜余鬒赋》坚誓“虽摧折于方今兮，聊不辱于百年”，屈大均《藏发赋》、《长发乞人赞》、《秃赞》系念于“岂甘戕贼”；周容落发为僧后，把头发埋入地下，撰《发冢铭》十篇，铭曰：“莫能相留，遂至于此。俗固难言，僧亦可耻。嗟哉为僧，吾则今始。”陈确《竹冠记》、《再作湘冠记》在日常情趣中暗寓遗民心结。这一时期以各种志士仁人为素材的传记散文尤为繁盛，其中写到在冠发衣巾上志节照人的，如黄宗羲《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顾炎武《常熟陈君墓志铭》、徐枋《朱先生传》《杨无补传》《奉直大夫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华公暨元配谈宜人合葬墓志铭》、钱澄之《杨翁案山墓志铭》、朱用纯《许希侠先生墓志铭》、许楚《义烈黄公传》等，不胜枚举。还有不少无名氏的节烈事迹，因得名笔提炼记叙，成为耀人的文学形象。如黄宗羲《两异人传》赞颂“不肯剃发”而决然逃世的无名传主，感叹“昔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古今想望其高风，如三神山之不可即。然亦寓言，以见秦之暴耳。秦虽暴，何至人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即无桃花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故是时之避地易，而无有真避者。今日之避地难，徐氏乃能以寓言为实事，岂可及哉！”张岱《石匮书后集》的《义人列传》就写了一组卖菜佣、画工某、周童生等，甚或乞丐（如愧二先生），“足以丑为人臣怀二心以生者”；李世熊、文德翼、戴名世等人笔下的《画网巾先生传》，不约而同地倾注了对“画网巾先生”的赞颂，这位不甘被摘去明朝服饰、 “画网巾额上”的遗民典型既源自生活，又光耀史传文学。黄宗羲《南雷文定凡例》自称：“余多叙事之文……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5]83王猷定《与顾亭林书》意识到“史有时不在朝而在野，兰台不能守经，草莽自当达变。不然，天下之忠魂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著于后世，于死后奚赖焉？”[6]透露了传记体在这一时期发达的动力。 引发沧海桑田之叹的题材，还包括明朝末期的时世与人物。崇祯帝的宫廷琴师杨正经礼奉的御琴、崇祯年间在左良玉军幕中说书的柳敬亭等人事，一再受到文坛的叙写。遗民志士为了寄托故国之思号恢复之志，拜谒明陵，苍茫凭吊，是此期游记体的新收获。如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一有自叙游踪的《孝陵恭谒记》、《宗周游记》等篇；谈迁“哭拜思陵”之际而撰《北游录》，虽属史部撰著，仍不乏感人的文学笔致。前朝江南都市繁华也是文人追忆的对象，出现了以余怀《板桥杂记》、张岱《陶庵梦忆》等为代表的追忆笔记。 《板桥杂记》的记叙对象是金陵青楼妓女，对顷刻逝去的盛世冶游图景不胜今昔之慨。晚明江南青楼文化与士风之间互动密切，余怀本人“亦选伎征歌，以风流自命”。但这种亲历的繁华已“时移物换”，作者抓住“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的惊心世变，从这个视角寄寓遗民的文化伤痛之情，所以作者自序认为此书乃“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7]。书中所渲染的繁华凋零本身，尤其是所叙“群芳之萎道旁”，宋蕙湘等女子“兵燹流落，被掳入军”的苦难命运，隐然构成对清廷南下暴行的控诉；作者亦关注某些青楼女子介入晚明士风的能量，以及她们深明民族大义的气概；更多的则是通过为众多丽人存香留名，对故国前朝的文化场景与风情颇有眷怀。作者有意将此书的体式义例溯源于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③，而不是冶游之文如《北里志》等④，这种著作意图重在传递因易代之悲而产生的繁华如梦的隔世追念。《板桥杂记》的体式颇有典范性，引发多种续篇之书问世，如乾隆时题名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清末民初金嗣芬《板桥杂记补》。 张岱写就《陶庵梦忆》之际，因易代之变，他感喟在明亡以前的生活“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此时是清顺治三年（1646）。伍崇曜跋《陶庵梦忆》时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国破家亡、繁华消逝的巨变创痛，在张岱笔下获得了极具个人化的文学表达。《陶庵梦忆》收随笔百余则，所记皆为明万历中叶至崇祯末年作者亲历的杂事，大凡风俗人情、游赏娱乐、歌馆楼榭、市井众生，无不传神写照。条贯这些旧朝盛事的体例，既不是按年叙事，也没有分门别类，而是在情感线索和性情因素的驱动下，“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一种担荷家国劫运的当下悲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作者基于曾经“极爱繁华”的生活积累和贵在痴情的艺术趣味，“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还传递着晚明江南城市文化的种种新鲜底蕴。在《陶庵梦忆·扬州清明》条，张岱提到：“南宋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无梦想！”[8]105从旧朝都城记忆中看出蕴含“西方美人之思”，这是文化关怀上的寄托之意，为此前这类题材所少见。这些都足以说明，张岱是清初一系列寻梦杂感之文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