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09)06-0093-05 在文学史上，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文学是既平行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前者曾是后者文化与文学的放送国，日本13次遣唐使来华，不仅学习了中国当时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使大唐文明远播东瀛。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留学生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负笈东渡，学习日本富国强兵国策的同时，又深受日本文化、文学的影响。郭沫若、郁达夫、苏曼殊、鲁迅等的作品中都深深植入了日本文学与美学的影响因子。所以，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系列课题。 在中日关系史上，国内学者们总是强调唐朝对日本的影响，其实，宋朝对日本的影响虽不如唐朝那么频繁和明显，但影响却更为深远。日本镰仓、室町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引进了以宋学和禅学为主的宋代文化，以宋学的道德观念为思想基础形成了日本武士文化的精髓，而禅学的融入又将日本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尤其是宋代儒学为日本新儒学的发展及早期教育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1]以程朱理学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自13世纪进入日本后，影响了日本的一代思想界，也为林罗山创立神道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宋代文学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苏轼的名声与作品就远播东瀛，是日本人最尊敬的中国文人之一。 作为北宋词人中婉约派的代表柳永，他的出生环境、坎坷仕途、沉湎于男女恋情的不羁风格，有类于后世日本的边缘文学。以物哀、人哀为基本审美主线的日本文学不能说没有受到有宋一代文风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日本战后文学大家太宰治与柳永作为比较，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是出生于仕宦之家，但都不被社会主流认同，以后逐渐演变成“边缘人”的角色；其次是他们的文风相近，都具缠绵、幽玄风格，再次是其表达的主题都是叙写流连伎馆歌肆、怀才不遇、羁旅行役之下层社会故事。当然，他们的作品不仅时空相距甚远，而且文化背景各异，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区别。 一、创作的环境——勾栏瓦肆、下流社会 环境影响创作，作家生存的环境往往直接影响到他创作的人物、题材。北宋时期城市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也空前发达。柳永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自幼便养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入世之志，但他浪漫而放诞不羁的性格却与正统的道德标准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史上记载，柳永是位浑身上下充满了艺术细胞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很多好词，偏偏有一首落第后发牢骚的词——《鹤冲天》被宋仁宗读到。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结果等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一挥，“此人但从风前月下浅酌低唱，岂可令仕宦！”[2]皇帝的命令搞得这位大词人一辈子没有捞到一个像样的官职，只好混在民间里的勾栏瓦肆中与漂亮的女孩子厮混，自我安慰地掩饰说“奉旨填词”。［3］ 太宰治1906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北津郡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家庭是这个边远地区的名门望族，但却是靠投机买卖和高利贷而发家致富的暴发户。这样一个豪华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种“名门意识”，因此他的一生都在留恋、依赖家庭和背叛、批判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从少年时代起，太宰治就反复经历了对荣誉的热烈憧憬和世俗生活的悲惨失败。正是这种极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伤的示弱心理极力反差构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调。要么完美无缺，要么彻底破灭。这注定了外界社会对他的遗弃，也注定了他一生悲剧的宿命。他曾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是出于对现实矛盾的不妥协，就采取了一律拒绝、全面批判的态度。在这种极度的苦恼、自我意识的分裂中怎样解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寂寞的排泄口，那就是创作。在这里有许多我的同类，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的战栗。做一个作家吧，做一个作家吧。”(《往事》）于是，太宰治在一个远离了现实的地方，在自己独自的世界里——文学中找到孤独和不安的栖身地，使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在一个架空虚幻的世界里——文学创作中依靠观念和冥想达到了暂时的统一。 柳永一生混迹于江湖，留连既是宋元戏曲在城市里的主要表演场所，又是狎伎盛行对酒当歌的地方——勾栏瓦肆。他一生漂泊潦倒，创作出了大量以歌伎为题材的慢词，人称“白衣卿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最后死在妓院里，还是红粉知己们凑钱才安葬了他。太宰治出没于酒吧，日本文人有在酒吧里寻找创作灵感的风气，不知这是不是唐宋狎妓遗风。他曾与艺伎小山披代结婚，又与银座某酒吧女邂逅厮混，五次自杀未遂，最后一次终于在39岁那年自杀成功，给自己的自虐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柳永、太宰治所处的社会环境用现代术语来概括就是“下流社会”。日本畅销一本名为《下流社会》的书，作者三浦展对“下流社会”的定义是：“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宁肯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4]1这个“下流”并非指社会底层，而是指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足够温饱甚至小康，但却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而甘于平庸。对人生缺乏热情，不喜欢与别人接触是下流人群的主要特征。 与此同时，伦敦某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把英国年轻一代称为“iPod一代”，不是苹果iPod播放器，而是insecure(不安全的)、pressured(压抑的)、over-taxed(税负过重的)、debt-ridden(债务缠身的)的缩写。该报告作者之一尼克·博赞基特教授说：“我们总是习惯假设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如今的年轻人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难度也更大了。这的确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4]18因此，“下流社会”不仅仅指的是低收入、地位低的下层社会，更多的内涵则包括人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社会下沉的拉力越来越大，造成“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可以说，这种生存环境深层次地影响了柳永与太宰治的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