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2－0156－05 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特质：第一个阶段是先秦至中唐前后，姑且称做生命悲剧意识，以李白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中唐以后至明中叶以前，姑且称做价值悲剧意识，以苏轼等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明中叶以后至清代，姑且称做冲突悲剧意识，以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为代表。 所谓生命悲剧意识是指政治本体化时代人们对政治本体的追询所产生的悲剧意识。从先秦人的理性觉醒，到西汉中期以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形成和东汉后期的“神学”化，再经过魏晋时期对儒、道经典的深度阐释，直至盛唐时期的高度“解放”，虽然中间有过这样那样的“本体”探讨，但始终是以现实秩序为核心的，即问题的讨论从现实秩序出发，最后又都归于现实秩序，这就是本文所谓的政治本体化时代。所以，汉唐文学的特质是对政治本体的乐感（体认和追询都可产生乐感）。这一时期文学中表现的悲剧意识主要源自对政治本体的追询：现实政治是什么？是可靠的吗？对政治本体的体认能带来价值吗？这种悲剧意识的最令人焦灼之处在于：生命个体与政治本体应该是什么关系？政治本体能提供感性生命的满足和幸福吗？所以称做生命悲剧意识。李白，在政治本体化时代最自由、最解放的那个特定的时期里唱出了最强音——一种渴望摆脱政治本体的束缚而又无路可走的历史的悲怆感！ 所谓价值悲剧意识是对文化价值的追询而产生的悲剧意识。从中唐至两宋，政治本体消解而文化本体建立。以苏轼为代表的情感本体和以朱熹为代表的天理本体纠结在一起，文化价值得以建立起来。表现在文学上，“以中唐为界，审美趣味和文学艺术精神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神与物游’到‘思与境谐’，是从对理想人格的祈盼转向了对人生态度的追求；从‘以形写神’到‘离形得似’，是从外在世界向内在心性的转移；从‘文以气为主’到‘文以韵为主’，是从对外在世界的征服转向对心情意绪的体验；从‘立象以尽意’到‘境生于象外’，则是从对客观事物的追索转向了宁静悠远的玄思。”① 总之，此时的悲剧意识已从政治本体的层面进入了文化本体的层面，此时的文学作品多表现出对文化价值的探寻，故称做价值悲剧意识。苏轼以他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和生命实践极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征。 至于明中叶以后至清代文学中表现出冲突悲剧意识，则是因为此时近代生产方式开始萌芽，人们开始对以前的各种观念开始思考、追问乃至突破，徐渭甚至要冲决罗网、掀翻天地，提倡“冷水浇背，陡然一惊”的审美标准。此时及其后的戏曲、小说、散文多表现出冲突悲剧意识，而这种悲剧意识更接近于历史悲剧意识。 在这三种悲剧意识中，价值悲剧意识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苏轼诗文中表现出的价值悲剧意识来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特点。 首先，苏轼对于文人的价值及其悲剧性的定位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苏轼在很多地方表达了“诗是穷人物”的观点。如： 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今来复稍稍，快痒如爬疥。 先生不讥诃，又复寄诗械。幽光发奇思，点黮出荒怪。诗成一自笑，故疾逢虾蟹。（《孙莘老寄墨四首》）② 旧病应逢医口药，新妆渐画入时眉。信知诗是穷人物，近觉王郎不作诗。（《呈定国》）③这不是偶然现象，更不是牢骚，苏轼将其上升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 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展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粉黛迷真色，鱼虾易豢牢。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安道读杜诗》）④ “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甚至不“穷苦”不“奔逃”的诗人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在这里，杜甫个人的命运被提升到了诗人的普遍命运的高度。这不是哪个诗人的个人际遇，而是苏轼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对诗人的最高的认识和把握。这是文人的宿命，也是文人的价值。 苏轼是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中来考察诗与诗人的本质的： 贵、贱、寿、夭，天也。贤者必贵，仁者必寿，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适与天相值实难，譬如匠庆之山而得成鐻，岂可常也哉。因其适相值，而责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于文人，其穷也固宜。劳心以耗神，盛气以忤物，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鲜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难，而人又自贼如此，虽欲不困，得乎？（《邵茂诚诗集叙》）⑤ “贤者必贵，仁者必寿”是“人之所欲”的应然的状态，但却不是必然或实然的状态，即使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也不过是“适相值”的偶然，“与天相值实难”才是现实中经常出现的状态，但人们却对这种偶然“责之以常然”，这就是“怨而不通”的悲剧意识的根源。更有甚者，“劳心以耗神，盛气以忤物”，“人又自贼如此，虽欲不困，得乎？”所以文人“其穷也固宜”。序文层层递进，最后得出了“无恶而得罪，鲜不以文者”的结论。所谓“无恶”，是从应然的角度来审视的，所谓“得罪”，则是从现实着眼，“无恶而得罪”，便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便是“文”的本质，也是那个时代的文人本质。 苏轼还与友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