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过去有的学者总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东西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框架来套。就文体而言，有的说赋是古代的散文诗。散文诗以抒情为主，正由于它“散”，形式上突破了诗句子大体整齐、押韵和语言凝练的要求，故更突出诗抒情的特质；但作为赋之主体的文赋却以描写场面为主。诗体赋、骚体赋是可以看作诗的，但汉代以后的诗体赋、骚赋同文赋一样，都以善于铺排为能事，“铺采摛文”成为其创作风格上的主要特征，而它同诗含蓄、凝练的要求正好相反。 也有人说赋是史诗。但史诗以叙述历史事件和故事为主，以故事贯穿其他。而赋基本上没有什么情节，文赋只是“述客主以首引”，引出要讲说的内容，问对只是一种手段，是结构的需要而已。至于骚体赋、诗体赋就同史诗差得更远。俗赋是在敦煌佚书中发现《燕子赋》、《晏子赋》、《韩朋赋》之后，学者们才知道唐五代民间还有这样一种文学样式，因而向前追溯。到今天可以肯定为俗赋的东西也不多；同时，俗赋多以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为题材，篇幅短小，同“史诗”的概念也相差较远。 还有人提出赋是戏剧。我们说，俗赋同中国古代戏剧有密切的关系，但就文赋来说，关系不大，因为文赋虽然大体以对话为框架，但主要由一个人讲说，另一个只不过是作为引出话头的人物，有时还有第三个人物评判二者的是非，也不过是为了“卒章显其志”，代作者说几句话而已。在读诵之时，似乎这些都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至于诗体赋、骚体赋，则同戏剧毫无关系。 当然，更多的学者将赋归入“散文”一类，有不少散文选本中，也选入了文赋。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来说，这就等于将赋这种文体抹杀掉了：文赋归入散文，骚赋、诗体赋归入诗，俗赋或归于散文，或归于小说，或归于寓言，赋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拿西方文体的概念来衡量我国古代的文体，削足适履地去套西方文体的框框，难道说，西方没有的，我们便不能有？ 我们认为赋就是赋，不是其他，不必以“差不多”这句口头禅为由，将它变为别种文体的附庸，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被边缘化。赋不但产生得早，而且在古代，其作品的数量不下于词、曲、剧本、小说，大约也仅次于诗。就创作时间说，从先秦一直延续到近代以至于当代，作为旧学殿军和新学开辟者的章太炎也有赋作。在杨朔《茶花赋》、峻青《秋色赋》等之后，去年以来《光明日报》上陆续刊载《百城赋》。文言小说是小说，白话小说是小说，“五四”以来吸收了西方技法的新小说也是小说。诗也有古体、近体、新诗之别，也都称之为“诗”。不能说用现代汉语写的赋就不是赋。这当中是有一个应该如何认识赋的文体特色，做到既有创新，也有继承，不失其基本特色与其基本风格的问题。 我们说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不仅仅因为中国古代有这种文体，别国没有，还因为它的形成与发展同汉语汉字，同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赋的体制与表现手法同汉语的特征有密切关系。 （一）汉语是孤立语，没有词的内部变化；它的语法意义是由词序和虚词来完成的，所以，词在句中次序的调整比较灵活，便于布置，便于使词语在千变万化的组合中表现各种复杂的意思，表现不同的感情色彩和引起想象与联想。 （二）正由于汉语词与词的关系要由词序来决定，词在句中的位置变化总会引起语意和句意重点的变化；反过来说，只要是表现的意思不同或强调重点不同，差不多词在句中可以任意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总得有一句说明其条件，即因何而这样说，这便自然形成一个“上句”。关于这个问题，启功先生有具体的说明。他举了王维诗中的“长河落日圆”一句，说这一句可以变成若干形式。 河长日落圆 圆日落长河 长河圆日落 这三式语意上并无差别，句法上也无不通之处，这是“常式”，所以其上句“大漠孤烟直”是完全与之无关的一个对句。至于“长日落圆河”、“河圆日落长”、“河日落长圆”、“河日长圆落”、“圆河长日落”、“河长日圆落”这六式，如果没有条件，就不是通顺的句子了。启功先生说：“从前有人作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成了笑柄。另一人给它配了一个上句‘夕阳返照桃花坞’，于是下句也成了好句。”启功先生按照这个办法给上举六句也各配一个上句，便都成了构思新颖的佳句： 巨潭悬古瀑，长日落圆河。
牖窥斜照，河圆日落长。 瀑边观夕照，河日落长圆。 夕照瀑边观，河日长圆落。 潭瀑不曾枯，圆河长日落。 西无远山遮，河长日圆落。 五个字，可以排出十种不同的句子。只是其灵活变化很多情况下是以上下两句中的上句所设定的条件为前提的。这样看来，汉语修辞上的词序灵活变化，同上下相连的两句是相互依存的。这就是汉语的完整句意多由上下两句组成，对句较多的一个原因。 （三）就古代汉语而言，除形容性联绵词和个别由少数民族语中吸收的词汇之外，基本上是一个音节一个词或一个词素，也就是说，从语言的声音延续上说，每个词的长度大体上是一样的，无论怎样调整，都可以做到相邻两句或几句的声音的对应。至于联绵词等多音节词，也可作为一个词整体移动，与之相对的句子中，在同一位置上选择结构相同的词也并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