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9)06-0099-03 《梁书》和《南史》之《刘勰传》均未明载刘勰卒年。迨至目前，学界关于刘勰卒年的说法主要有五：范文澜认为其卒于梁普通元、二年间(520、521)[1]；周绍恒认为在普通四、五年间(523、524)[2]；李庆甲认为在中大通四年(532)[3]；朱文民认为在大同三、四年(537、538)[4]；杨明照认为在大同四、五年(538、539)[5]。笔者通过爬梳史料、辨析考证，认为刘勰从普通七年(526)三四月开始“于定林寺撰经证”，中大通四年正月“功毕”，中大通五年(533)初卒。试陈拙见如下。 《梁书》及《南史》对刘勰事迹的记载基本一致，应是可持证据。《刘勰传》载： 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6]710-712 可见，“步兵校尉”与“东宫通事舍人”是刘勰仕宦经历中的最后任职，而其任职终期又与“有敕”撰经证密切相关，故确定刘勰任职终期是解决问题的枢纽。“(天监十六年)冬十月，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6]57此记载说明刘勰上表，或因此而迁升，事在此年十月后。因刘勰本传未载明其任职终止时间，自天监十六年十月至“昭明太子薨(531)，官属罢”[6]408，刘勰都有在职的可能。因此，从刘勰所任东宫职务入手，应该能找到他的任职终止时间。 刘勰“兼舍人如故”之前已“兼东宫通事舍人”，此“舍人”仍当为“东宫通事舍人”。考《梁书》、《陈书》和《南史》，自“梁天监中”至“昭明太子薨”，除刘勰兼任过昭明太子通事舍人外，尚有刘杳与何思澄两人。下面考证他们两人的任职情况，以便确定刘勰的离职时间。 《刘杳传》载： 普通元年，复除建康正，……出为余姚令，在县清洁，人有馈遗，一无所受，湘东王发教褒称之。还除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母忧去职。服阕，复为王府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大通元年，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敕特留杳焉。[6]716-717 刘杳的任职与湘东王萧绎密切相关。“(萧绎)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东郡王，邑二千户。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出为使持节……西中郎将、荆州刺史。”[6]113细审本纪，从天监十三年到普通七年，萧绎部分任职的起止界限尚不清晰，而确定其为会稽太守的时间则是辨清界限的关键。据《梁书·庐陵王续传》，天监十三年至十六年，萧续为会稽太守；又《梁书·邵陵王纶传》，萧纶从十六年到十八年为会稽太守；这就意味萧绎在天监十八年前不可能担任会稽太守。《梁书·武陵王纪传》：“(萧纪)出为会稽太守，寻以其郡为东扬州，仍为刺史。”《梁书·武帝纪》载：“(普通五年三月)分扬州、江州置东扬州……六月，以会稽太守武陵王纪为东扬州刺史。”据这两条史料和郡县任职以三年为期推断，萧纪出为会稽太守当在普通三年。那么，萧绎为会稽太守只能在天监十八年至普通三年间。《颜氏家训·勉学》：“梁元帝尝为吾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7]102据萧绎生年推断，他为会稽太守恰是天监十八年。要之，天监十八年至普通三年萧绎为会稽太守；普通三年至普通七年，入朝为侍中、宣威将军(“宣威”为“宣惠”之误)、丹阳尹。《梁书·武帝纪》：“(普通七年)冬十月辛未，以丹阳尹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证明萧绎在普通七年十月前确为丹阳尹。 以湘东王的历职时间为参证，刘杳的任职情况就容易判断了。据前引刘杳本传，其出为余姚令当在普通元年底至普通四年间。《梁书·崔灵恩传》附《僧诞传》：“僧诞，会稽余姚人。”可知余姚在梁时属会稽郡管辖。刘杳为余姚令时萧绎正为会稽太守，这与“湘东王发教褒称”刘杳的记载吻合。普通四年，刘杳在县任期届满后“还除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又与萧绎其时所任宣惠将军之职吻合；《刘杳传》表明其因“母忧去职”也当在同一年。刘杳居丧三年，“服阕”应在普通七年，湘东王在是年十月前还未出为荆州刺史，与刘杳“复为王府记室”的记载符契。刘杳“复为王府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当在普通七年十月前。可见，从普通七年到“昭明太子薨”，刘杳兼东宫通事舍人。 《何思澄传》载： 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迁治书侍御史。……久之，迁秣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薨，出为黟县令。[6]714 梁武帝命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当与刘峻撰《类苑》有关。“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8]1220又“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8]1782-1783。《隋志》载：“《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绥安令徐僧权等撰。”[9]1009由此可知，此书参撰者远不止何思澄等五人，虽规模宏大，但人各有分工，未必均需自始至终。 据何思澄本传“久之”之语，何思澄迁秣陵令当在天监十六年后。《梁书·徐摛传》：“王为丹阳尹，起摛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镇襄阳，摛固求随府西上，迁晋安王谘议参军。”又，天监十七年晋安王“寻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6]103。可知晋安王“起摛为秣陵令”事在天监十七年。因此，何思澄迁秣陵令只能在徐摛为秣陵令任满后，即普通元年。而何思澄“入兼”，说明他是在秣陵令任满回京师后兼通事舍人的，大致在普通四年。《续高僧传》卷五《释僧旻传》：“时萧昂出守吴兴，欲过山展礼……及萧至旻从后门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衔命致礼。”《梁书·萧景传》附《弟昂传》明载普通四年萧昂出为吴兴太守，证明何思澄以东宫通事舍人身份“衔命致礼”事亦在当年。 概言之，从天监中到普通四年，刘勰兼东宫通事舍人；从普通四年到普通七年，刘勰与何思澄兼任此职；自普通七年(最迟在十月前)又增加了刘杳。据《隋书·百官志上》，东宫“通事舍人二人，视南台御史，多以余官兼职”。显然，三人同时兼东宫通事舍人并无可能，这就意味着其中必有一人离职。而史籍明载何思澄和刘杳兼东宫通事舍人直到昭明太子薨，那么，在普通七年十月前卸任通事舍人的只能是刘勰，刘杳当为刘勰卸任后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