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0)01-0073-05 以《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为代表的“忆语”文是清代文人记录家庭生活的回忆性文字，它以生活化的内容、新颖的形式、真挚的情感，戛戛独造而自成一体。这种文体的形成受到多种文学样式和体制的影响，但又不是某种文体或文类所能涵盖的，是多种文体和文类高度成熟和互相交融的结果。 “忆语”文产生前夕，文坛盛行晚明性灵小品。这种小品文对“忆语”文的形成有直接影响，金性尧、金文男先生于《浮生六记：外三种》前言中称“忆语”文为“清人小品”[1](P1)，并将其归入《明清小品丛刊》中予以出版。可见“忆语”文与小品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文风而言，“忆语”文与晚明小品一脉相承。晚明小品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2](P187)，注重真情实感的抒发。“忆语”文继承了这一传统，或写夫妇间的柔情艳事，缠绵哀婉；或状人父对子女的沉痛哀思，真挚感人。而且“忆语”文还多以日常生活为审美对象，言人不敢言，写人所未写，表现出高度的生活真实。如《浮生六记》中关于洞房嬉戏的一段描写，把夫妇间的生活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大胆而细腻地描绘了闺房之乐，不矫情，不掩饰，无酸语、赘语、道学语，艳而不淫，散发出一种摇人魂魄的香艳美。晚明小品强调趣，追求雅人高致，“忆语”文与之也非常相似。如《影梅庵忆语》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冒襄夫妇对焚香、品茶的爱好与追求；《浮生六记》将“闲情记趣”单列一部分专门叙述；《香畹楼忆语》对陈裴之夫妇间的诗词传情的描写，《秋灯琐忆》对蒋坦夫妇在山水间抚琴弹唱的描绘等等，都表现出对闲情雅趣的追求。晚明小品还追求情韵意境，“以诗为文”。“忆语”文也同样“以诗为文”，追求清幽闲远的意境。其文字多清丽典雅，如诗如画，比如《影梅庵忆语》中有关小宛置身菊影的一段描写，活脱脱地营造出司空图《诗品》中所描述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3](P12)的艺术境界。 “忆语”文与明清小品文神韵相通，但并不是说“忆语”文就等同于小品文。小品文多借生活琐事展示性情，“忆语”文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小品文多描写生活中的某一侧面，如山水、园林、品茗、饮酒、养生、谈艺、市井生活等，借以抒发自己的雅趣高致。而“忆语”文的内容则呈现出全面化的倾向，山水、园林、品茗、饮酒、养生、谈艺等生活同时走入“忆语”文，较为全面地向读者展示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忆语”文还呈现出系统化的倾向，小品文多是描写某一件事，某一事物，如写山水游记，小品多是写某次游记，而“忆语”文则描写了一连串的游记。与内容变化相适应，“忆语”文的形式与小品文也明显不同。小品文的主要特征是“幅短而神遥”[4](P1)，而“忆语”文则不然，它们一般篇幅较长，《影梅庵忆语》洋洋洒洒二万余言，而《浮生六记》则三万六千余字，这种体例不是小品文所能涵盖的。“忆语”文篇幅的扩大，与清初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晚明散文以直抒性灵的小品文为主，虽有佳篇，但格局毕竟狭小。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开始转变这种格局。钱氏为文，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手，出入子史和唐宋，又时时拦入佛经禅语，规模闳大。自此以后，清人之文也多继承古文传统，规模气度为之扩大，一变明文格局，渐成清文风尚。所以，形成于此时期的“忆语”文虽多继承了小品文的传统，但也明显受到明清之际散文创作风气转变的影响，在体例规模方面已非小品文所能涵盖了。 “忆语”文是文人生活的回忆录，较真实地记录了叙事主体和记叙对象的人生经历，塑造、刻画其个性形象。就这一点而言，它与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与个性的传记文学有颇深的文学渊源。因而罗宗阳先生曾称《浮生六记》为“一部别致的传记作品”[5](P124)。 晚明传记文学呈现出的新特点和趋势对“忆语”文产生了重大影响。传记文学萌芽于先秦，成熟于两汉，到了明代中后期，呈现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大量散传或散记。这些传记的传主和题材都有所扩大。就传主而言，以前多是帝王将相，这时出现了一些描写各色市民的传记作品。就题材而言，明代中后期的传记文学出现了许多表现人物真情实感的作品。晚明传记文学这种创作倾向为“忆语”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借鉴。特别是归有光的传记散文，往往借日常生活琐事刻画人物，表达作者的真情，对“忆语”文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沈贞甫墓志铭》，不侧重写墓主的生平，而主要叙述自己与墓主的交往与友情，这种写法对“忆语”文的形成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还有李开先为亡妻所做的《诰封宜人亡妻张氏墓志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回忆妻子对自己的体贴关顾，塑造人物形象，为“忆语”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借鉴，已初具“忆语”文的特点，只是限于墓志铭体制的局限，篇幅较短，事迹比较简单。 “忆语”文与传统的传记文学渊源颇深，但它又不是传统的传记文学所能涵盖的。这不仅表现在其独特的叙事模式方面，[6](P27)还表现在其融自传和他传于一体的独特创例方面。早期的自传文多为书籍序言或依附于历史，如《太史公自传》等。到了魏晋时期，伴随着人的自觉意识觉醒，自传文摆脱了书籍序言和历史的限制，出现了一些颇具个性的自传散文。这些自传文由以前的自叙生平为主转为借用自传形式来突出自己的生活情趣和情怀为主，著名的有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王绩《五斗先生传》、《自撰墓志铭并序》等。这类自传文的出现，为自传文学的独立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自觉地表现自我经历而独立成篇的艺术传统，为“忆语”文长篇表现自我经历、情感和个性，提供了内容上和形式上的双重根基。但“忆语”文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还详细地记录了被忆对象的生平事迹。它不仅是一种自传，还是一种合传，并且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合传。以前的合传多是同类人物、同一家族或情志经历相似者合为一传，如《屈贾列传》、《游侠列传》等。但“忆语”文的特点是通过对忆者与被忆者的交往和共同生活的回忆，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勾勒了忆者与被忆者主要经历。它集自传与他传于一身，是一种创例。虽然这种写法在前代已露端倪，但到“忆语”文才把它发扬光大，趋于成熟。如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虽也借助生活琐事的回忆，描写了夫妇结婚的生活经历，但它毕竟是书籍的后序，叙事和抒情都受到限制。归有光的《沈贞甫墓志铭》、李开先的《诰封宜人亡妻张氏墓志铭》虽有类似的写法，特别是李文描写夫妻生活，颇似“忆语”文，但他们囿于墓志铭文体的限制，记事也比较简略。“忆语”文突破了后序和墓志铭的限制，体例有所扩大，叙事和抒情都比较灵活自由，从而使这种写法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