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0)01-0078-06 《听雨楼图》是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香光居士、黄鹤山樵，吴兴人，“元四家”之一)为江南名士卢士恒所建“听雨楼”所作的一幅画，此画作于至正二十五年。《破窗风雨图》是王立中(字彦强，生卒年不详，江苏苏州人，元代画家)为刘易(字性初，杨维桢弟子)所作的一幅画，此画作于至正二十六年。这两幅画在当时的吴中文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呼应，相继有十八位文人为《听雨楼图》题诗，如张雨、倪瓒、王蒙、苏大年、饶介、周伯温、钱惟善、张绅、马玉麟、鲍恂、赵俶、张羽、道衍、高启、王谦、王宥、陶振、韩奕等[1]，形成了《听雨楼图卷》。《破窗风雨图》的题诗者更多，有陆居仁、杨维桢、钱鼐、王国器、张翨、李绎、钱惟善、张庸、易履、张端、张昱、金絅、徐一夔、牛谅、朱武、杭琪、钟虞、韩元璧、钱岳、徐汝霖、张羽、董存、杨基、李江汉、高子仪、冯恕、赵俶、龙云从、沈庭珪、李讷、丘思齐、岳偷、雅安、何恒、孔思齐等三十七人，形成了《破窗风雨卷》。这两幅诗卷最大的特点是，非同时同地的同题唱和。如《听雨楼图卷》，张雨是“樵人张雨为庐山甫题，至正八年二月十一日”[1]，倪瓒是“至正廿三年，岁在乙巳，卢士恒携至绮绿轩示，趣走笔次贞居外史诗韵以寄意，云陶蓬寄亭中人暨诸名胜当不黯然也，后十又八年四月九日瓒记”[1]，鲍恂是“至正廿五年四月一日樵李鲍恂书”[1]。再如《破窗风雨卷》中诗人的落款，“至正甲辰嘉平初，吉东维叟会稽杨维桢记”[1]，“至正二十有三年龙集癸卯冬十二月朔旦记”[1]，“至正乙巳秋八月十五日，会兰雪聘君于铁崖先生小蓬莱，见示此卷，遂为之赋，金盖山人钱岳”[1]，“洪武癸丑三月晦日钱塘陈彦博书于南湖寓所”[1]等。 关于这两幅图的题咏，不惟人数众多，规模较大，其方式也迥异前人，以一种“异地同调”的方式进行唱和。这种特殊方式的形成绝非偶然。它们的形成，既标志着元明鼎革之际，文人题咏方式的新变，也表征着新的历史环境下文人心态的变化，以及在此一心态影响下的文学思想的变迁。 一、雅集结社的变相延续 雅集结社是贯穿元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从时间上看，这种现象越到元代后期越普遍，从空间上看，这种现象主要产生于吴中地区。至于其产生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元代的建立，不实行“文官制度”，导致唐宋文明突然中断，其各种统治政策不利于汉族知识分子，汉族知识分子和中央政权始终处于一种“隔膜”状态)，也有经济上的(吴中地区的富庶，士商的普遍合作)。但是，这种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是文人心态演变的结果。雅集结社以赋诗唱和为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两种：结社分韵赋诗和同题赋诗。从元代诗坛整体上看，最具代表性的雅集结社都出现在元末的吴中地区：以顾瑛、杨维桢为代表的“玉山雅集”和以高启为代表的“北郭诗社”。 “玉山雅集”是元末吴中地区规模最盛、历时最长、对后世影响最强的文人盛会。以玉山草堂主人顾瑛为组织者，以文坛盟主杨维桢为精神领袖，以“玉山佳处”为根据地，“玉山雅集”基本囊括了当时吴中地区所有的知名文人，如张雨、倪瓒、张翥、李孝光、黄公望、陈基、袁华等①。其主要活动时间始于至正八年(1348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入吴开始衰落，在这近十年的时间中，见诸记载的大小集会不少于几十次。他们或饮酒赋诗、觞咏酬唱；或挥羽清谈，探究玄理；或赏鉴古玩，濡墨作画；或携酒远游、纵情山水，同时伴之以轻歌曼舞、美酒佳肴。至正八年一次草堂聚会的盛况，杨维桢有《雅集志》记载： 右《玉山雅集图》一卷，淮海张渥用李龙眠白描体之所作也。玉山主者为昆山顾瑛氏，其人青年好学，通文史，好音律，钟鼎古器、法书名画，品格之辨。性尤轻财喜客，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其风流文采，出乎流辈者，尤为倾倒，故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会，为诸集之最盛。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者，铁笛道人杨维祯也；执笛而侍者，姬为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郯韶也；琴书左右，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者，为天香秀；展卷而作画者，为吴门李立；旁侍而指画，即张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晋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带而立、颐指仆从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觞而听令者，小琼英也。一时人品疏通隽朗，侍姝执伎皆妍整，奔走童隶亦皆驯雅，安于矩矱之内。觞政流行，乐部皆畅。碧梧翠竹与清扬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发，是宜斯图一出，为一时名流所慕艳也。[2](P46) 类似的聚会还有很多，且都有记载。玉山文人还编撰了《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玉山纪游》、《玉山倡和》、《玉山遗什》等诗文总集存世。 稍晚于“玉山雅集”的“北郭诗社”，是以高启为中心的另一个吴中文人集团，其存在时间主要集中于张士诚统治平江时期②。据高启《送唐处敬序》载： 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交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辨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岁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窃尝以为一郡一邑，有抱材之士，而出于凡民者，皆其地之秀也。[3](《凫藻集》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