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命运往往是由历史决定的。每一种文体都在写作的实践中流转，呈现出某种演进的节律，生长出年轮似的肌质。日本汉诗亦是如此。由于它的相对于中国诗歌的继发性，它的风尚流转往往不是诗人各自为阵的探索的“竞合”，而是通过选本的集结和提倡，进而群起模仿的蜜蜂效应来实现的。中国的文学选本传入日本、跟日本的文学传统结合后，对日本汉诗创作形成的影响，就是对这种文学规律的极好开示。中晚期的日本汉诗坛对《三体唐诗》、《唐诗选》等唐诗选本的接纳、阐释和重新建构，体现了外来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资源的存在，并且反映了日本汉文学对中国诗风的追随和抵抗，以及日本文学主体意识的逐步崛起。 一、《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 日本汉诗发展到五山时期，寺院的禅僧取代皇族及宫廷文人成为汉文化在日本传承和传播的主导力量，这必然导致诗风的改变——汉诗创作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范式，效仿的对象从白居易一人扩展到杜甫、李白、刘禹锡、中晚唐诗人和宋代诗人以及多种风格的诗，其中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受到了特别的尊崇，因为他们不仅是当时的一流诗人，而且还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人都跟当时的名僧交游甚广。因此，作为早期日本汉诗模仿对象的《文选》和《白氏文集》的地位必然要被新的诗文选本取代，《三体唐诗》和《古文真宝》以及先后出现的《诗人玉屑》、《瀛奎律髓》、《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其中尤以《三体唐诗》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最为流行。 《三体唐诗》（约成书于1250年）原名《唐贤三体诗法》，又称《三体诗》，由南宋周弼选编，选167位唐代诗人的七言绝句173首、七言律诗150首、五言律诗201首，每体各成一卷，共三卷。南宋灭亡后，元代出现了释元至（号天隐）和裴庾（字季昌）的两种注释本。因为所选诗篇只限于七绝、七律和五律三种诗体，所以称为“三体”，三体之下又分若干“格”：七言绝句分为实接、虚接、用事、前对、后对、拗体、侧体七格；七言律诗分为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结句、咏物六格；五言律诗分为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一意、起句、结句七格。由于编者论诗分格，所以排列顺序不按诗人时代的先后，而以格的顺序编次。这对当时越来越多想学习汉诗创作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入门性质的教科书。实际上，中国的知识阶层在南宋时期也有了显著的扩展，读诗、写诗的人数不断增加，学习诗歌创作的需求也相应增长，《三体唐诗》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中国诗歌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的新情况应运而生的。 作为一部为了适应时入学习唐诗的需要而选编的唐诗选本，《三体唐诗》鲜明地反映了南宋以来诗坛上反江西诗派、崇晚唐诗学的观念，晚唐杜牧的诗共有17首被收录，位居《三体唐诗》之首，但诗集中没有选录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大概是因为李白的律诗佳作并不多见，七绝成就虽高但难以模仿学习；杜甫的律诗固然代表了唐代律诗的最高成就，但他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正是宋诗的门径，江西诗派又以杜甫为祖。《三体唐诗》还一反江西诗派对诗人“学问”的过分强调，大力提倡对诗歌本身艺术性的追求，特别强调诗歌创作中“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强调诗歌的主旨在于寓诗人的情思于景物之中： 其说在五言，然比于五言，终是稍近于实而不全虚，盖句长而全虚，则恐流于柔弱，要须于景物之中而情思贯通，斯为得矣。① 强调“情思贯通”乃诗歌创作的根本，而虚与实的互相渗透、水乳交融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其目的在于提高诗歌的诗性和美感，这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 宋、元之际于济、蔡正孙编集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成书于1300年，是一部研究宋、元之际诗学发展的重要文献，也是一部融选本、诗格及评点多种批评方式为一体的重要的诗学著作，但是此书在中国元代以后已经亡佚，中国的书目题跋对这本书的著录极其罕见，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中考述蔡正孙的著作时也没有涉及此书，不过韩国和日本还有多种这本著作的翻刻本，流传非常广泛，影响也很大。《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专门论述七言绝句，所标诗格达300种之多，而每格又都举唐宋诗人的诗歌为例，并附有评释。这种编排体例使它既具有诗学著作的性质，又带有诗歌总集的特征。《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所标诗格绝大多数着眼于用字，因为这部诗格本为童习诗歌者而编，所以作为初学者入门必经的途径，从字句入手应该是有实用价值的。其所举的诗例，除了唐宋名家的作品之外，也较多地收录了当世诗人的作品，尤其是宋末遗民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人虽然不见于志传，也无专集流传，但他们的诗便于学习和模仿。正因为如此，《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在日本汉诗创作主体由寺院僧侣转变为一般知识阶层，即日本汉诗开始向更为广泛的人群普及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汉诗诗风在荻生徂徕②的倡导下，由沿袭宋调又转向重新崇尚唐音。荻生徂徕认为“六经”为中国圣人之学，而朱子的《四书》孕育着心学，实质上是老庄之学，所以他主张掌握古文辞，从而理解“六经”中记载的圣人之道。以他为代表的学派，也就称作“蘐园学派”或“古文辞学派”。这种复古的要求促使他竭力推崇明代诗坛、文坛“后七子”领袖之一的李攀龙（1514-1570年，字于鳞，号沧溟），因为李攀龙所选的唐诗可以说是明代“前后七子”号召的“诗必盛唐”复古主张的最直接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