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5-0166-06 隋统一中国以后，面对南北文学融合中南朝文学的主流强势，如何抑制南朝文学、保护北朝文学从而维护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隋文帝抓住了南朝文学“浮华”的弱点，早在灭陈之前的开皇四年就下诏曰：“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特别强调要“屏出轻浮，遏止华伪”，来抵制南朝文学的影响。继而其朝臣李谔应势上书，王通更推波助澜著书立说，借君王圣旨，提倡儒家之“大道”，全面否定南朝作家。然而，在隋朝统治的30多年里，南朝的文风非但没有被遏制，相反的是它一直影响着隋代文学。唐王朝建立而后，面对着南朝文风的强势影响，则排除了隋朝出于维护政权目的而持有的狭隘的地域文化观念，为了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南朝影响下的文学现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一种是对先唐文学的彻底的全盘否定，一种是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这两种思潮都以先唐的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申诉自己的文学史学观，力图以史为鉴，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宋玉作为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就自然地成为了唐代文学思潮中的评论对象，并随着评论者立场、观点的不同，自然地形成了褒贬截然不同的两极走势。 一、唐代儒学复古思潮与其对宋玉及其作品的否定 唐代的儒学复古思潮，在有唐一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中都时有所表现，在这此起彼伏的儒学复古的浪潮之中，把文学视为经学的附庸，混淆了文学与泛文学、非文学的不同，用传统的经学理论来衡量文学，用经学的功利理念来要求文学，在这种语境下，宋玉甚至包括屈原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批评。 在初唐，王勃从儒家正统的“诗教”观出发评论先唐文学，攻击“缘情体物”的辞赋是导致国家动乱、衰亡的祸根，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这显然是过激的言论。王勃针对初唐“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杨炯：《王勃集序》）的文风，出于“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的思考，批评六朝以来的淫靡文风，本来无可厚非，但他不加甄别地全盘否定，抹杀了屈宋乃至六朝的文学贡献，就走向了极端。其理论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以汉儒的微言大义的“诗教”观批评“缘情体物”的文学表现，忽略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理论的出发点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2.不顾文学发展的客观事实，夸大了汉儒对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片面批评，以主观印象为批评的依据，则必然导致其结论的错误。3.以曹丕的论断“文章经国之大业”为理论前提，但没有正确理解“文章”的所指，混淆了泛文学、纯文学、非文学的界限，把文学与国家兴亡的关系误以为充足又必要条件的逻辑关系，出现了明显的逻辑错误。 这种不切实际的文学批评，是不可能发挥其引导文学实践之作用的。其实，王勃的否定论也未能贯彻到他的文学实践之中，王勃的诗与文都明显地带有齐梁以来华艳的痕迹。总之，王勃对屈宋辞赋乃至对文学的全盘否定，不仅无益于文学的发展，而且更不利于唐代新文学的创建。然而，由于儒学思想在文学史中的惯性作用，王勃肇起的“屈宋否定”论和“淫风危祸”论，却一直干扰着唐代的宋玉批评。 在盛唐，萧颖士论文以经为宗，但对于文采并不排斥，对屈宋以下的作家也未作一概否定。李华的《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记述了他对屈宋的批评：“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扬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此外皆金相玉质。所尚或殊，不能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此后复绝无闻焉。”李华与萧颖士齐名，论文亦以经为宗，其特点是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作《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说：“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而士君子耻之。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寖已微矣。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与李华同时的贾至，论文亦以经为宗，比萧、李更有甚者，他对以审美为特征的文学创作持有一种更为偏狭的态度，他在《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中说：“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盪而不返。”盛唐儒学复古思潮的先唐文学评论中的屈宋批评，虽仍有初唐王勃的遗响，但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承认屈原、宋玉“文甚雄壮”，“哀而伤”，比之王勃来说，已不是对屈宋以来的作家作品全盘的否定，而有了对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的认识，这无疑是受到了盛唐形式与内容并重的新文学思想的影响，然而，这一进步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他们判断文章的根本标准仍然是“宗经”，并把汉儒评述的屈原的“丽以则”的“诗人之赋”也归纳在宋玉的“丽以淫”的“没其讽谕之义”的“辞人之赋”之中，一概斥之为“不能经”，或因之“六经之道遁矣”。所以从本质上讲，盛唐的儒学复古思潮仍陷于王勃的错误观念之中未能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