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3-0134-04 21世纪伊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引发的争论方兴未艾之际，一股媒介融合的潮流已汹涌而至。而在我国，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传统的传媒产业格局开始瓦解，媒介融合的大潮势不可挡。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典型表征，媒介融合显然摆脱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的渗透和影响。进而言之，我国的媒介融合现象既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同时也遭遇了重重壁垒以及各种压力。那么，这场由新老媒体的冲撞和协商所引发的变革能否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及挑战？其最终能否牵动中国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与结构层面的深度变革？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视野下的媒介融合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滞，而现代化变迁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跨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到其引发的文化形态、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的变化，现代化的进程可谓一波三折，任重道远。而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开始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社会转型的加速，并开始日益嵌入到世界现代化体系之中。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语境下，当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媒介融合现象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标志性景观。 毋庸置疑，社会变迁的根本前提在于技术的进步。回首人类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推动具体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往往起着主导作用，而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更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将人们的社会生活改头换面。显然，作为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媒介融合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要素。进入21世纪，在互联网的传播特质不断得以彰显后，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场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数字技术能够“借助专门的设备将各种信息片断，包括视频、文字以及声音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所能够识别的二进制数字，通过在网上处理、传送和压缩，打破了以往不同传媒之间的技术阻碍而被整合成为单一媒介”[1](P485)。与此同时，“当宽带业务日渐普及，人们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也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宽带用户可以迅速下载各类感兴趣的内容，例如音乐、影视节目以及许多其他几乎能堵塞传统的通过拨号入网线路的大量多媒体信息。而随着融合程度的发展，宽带将趋向于提供更丰富多样的内容。”[2](P33)正因为此，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开启了我国现代化之门，而数字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诞生，以及数字化数据生产、传递、存储、使用技术的日益成熟又为我国媒介融合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要素作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往往会带来比西方国家更为强大也更为快速的后发优势。于是，在技术条件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网络、媒体、通信三者开始从昔日的割裂、分离状态，逐渐走向互动、整合、甚至是融合[3]。 媒介融合是社会变迁中的一种趋势，是技术逻辑下的一种必然，但就其本质而言，媒介融合也同样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因为媒介融合虽然是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初现雏形，却是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发展完善。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早在1997年就曾指出，面对媒介融合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无论是媒介形态的变化还是新闻业务的变革，这些新闻传播活动方面的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传媒产业经营模式的改写。进而言之，商业导向逐渐消解了传统的传媒产业模式，而媒介融合不仅是内容、网络、终端等产业链上的横向、纵向以及交叉融合，还包括媒介产业、电信产业、互联网产业、电子产业等不同产业区隔的消除[4](P21)。由此观之，一方面，媒介融合通过产业层面的深层变革为信息的流动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不仅迅速改变了我国以往的信息匮乏状态，甚至出现了某些学者宣称的“数据迷雾”现象[5](P12)。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步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并且，这股市场化潮流如今正大张旗鼓地朝文化产业的方向蔓延。就此而言，商业导向在加速媒介融合进程的同时，也在逐步侵蚀媒体构建的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民可以就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个有益于大家的共识，而此共识可以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际的公共政策。哈贝马斯所勾勒的这一理想公共领域是指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的沙龙和咖啡馆，而现代大众传媒则被其视为导致公共领域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6](P225)。但正如前文所述，日新月异的技术为媒介融合铺平了前行的道路，而相对于传统媒体之单向传播、缺乏互动等特点，新媒体的开放性、多元化、交互性使得各种观点与意见得以相互碰撞、修正与整合，从而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同时，这也意味着受众开始拥有自身的话语权，作为“能动”的个体，他们不再被动地受制于媒体单向传送信息的权力，而是能够及时地、自下而上地参与信息传播。显然，这不仅为现代社会民主话语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公共领域的复兴带来了新的曙光。 诚然，媒介融合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描绘了一幅绚烂的图景，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中，这一切还依然遥远。究其原因，我国的媒介融合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的，而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刺激下，其开放性已不是那么纯粹。席勒曾指出，技术不仅受经济的驱动，还受到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宰制。在此基础上，史蒂文森进一步指出：“一方面，经济势力是隐藏在像‘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等技术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另一方面，经济势力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7](P235)此外，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中，我国的体制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媒介融合不但包括技术上的互动以及产业模式的改写，与此同时，它还会使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媒介融合的进程之所以如此艰难，也是因为体制框架约束了活力。因此，媒介融合虽然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却有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