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9)06-0007-3 传播结构体现的是社会话语生产的能力。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或组织，编织传播之网及对传播之网使用和选择的能力不同，他们完全有可能编织他们自己的社会传播网络，也会选择不同的传播之网。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较强的编织和使用能力的个人和组织，才会拥有更多的社会信息资源，他们也就能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才会具有更强的社会话语的生产和掌控能力。所以，传播结构决定传播资本和传播能力，而这种传播结构的编织和使用的能力则主要体现为社会话语的生产。 传播结构首先表现为社会的关系模式。所谓传播结构，是人们在社会传播活动中的各种传播主体之间相对稳定的传播关系模式，以及由这种传播关系模式所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的构成。我们定义的这一概念之中，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首先，关于传播主体。这里所指的各种传播主体，既可以是以个体为单位的，也可以是以组织为单位的主体构成。也就是说，传播主体是传播活动的社会行动者，它主要指的是处于社会意义网络中的信息意义的生产者、使用者及所有者。其次，关于传播关系模式，具体指的是在意义的生产、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构成，传播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它们是意义关系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第三，传播结构主要体现为社会意义的构成。即由传播主体的关系模式所决定，并体现为社会共享的意义网络，其核心是社会话语的生产性特征。传播结构通过社会传播关系模式的构建，生产出社会的话语系统，从而影响传播形态的整合，进一步推动社会整体结构发生变迁。 传播关系模式体现了传播结构的实质。传播关系的本质，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传播的意义的生产与消费、交流与互动、编码与解码，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得以构建和确认的基本内在机制。所以，传播关系其实就是社会关系在符号象征意义构成层面上的具体体现。由此看来，传播关系的构成模式主要有两个决定因素，即传播的社会意义结构和社会结构关系。有学者就认为：“传播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纵向的，也可能是横向的。它又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传受双方表述的内容和采用的姿态、措辞等，无不反映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社会关系是人类传播的一个本质属性，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既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1]人类传播的真正内涵，无非就是意义的碰撞、交流和构建的过程，在传播的意义构建之中，从而体现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确认。所以，传播结构首先就体现为社会的意义的生产，亦即社会的话语生产。 传播在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影响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行为的文化符号系统，使人类达于文明进步的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结构和社会结构系统互相协调，构筑人们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关系。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必须处于特定的社会信息系统之中，才能实现与环境、社会相协调。传播结构通过话语生产，从而在社会系统中产生作用。因此，对传播结构探究核心问题，主要是要探究传播结构的社会话语的生产性，这一话语生产性特征则是在传播的动态实践中实现和完成的。 传播话语的生产是社会化的过程，它和社会运行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和谐发展的社会构建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传播活动作为社会协调运作的基本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传播通过话语生产，起着调适社会的作用，这一调适与和谐状态的构建，是在社会现有的结构状态下完成和实现的。所以，依据功能主义的看法，社会话语的生产与社会现有的结构形式密切相关。 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借助于传播以建立日常生活和行为的信息的联系，由联系而产生社会构成主体之间共享的意义，接受共同的意义符号法则，从而产生和谐的社会关系。显然，大众传播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因素，对个人、社会、文化都有重要影响。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应变机能的社会，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以一种均衡的状态向特定目标前进或发展，这种发展过程也称为“社会过程”。帕克与柏吉斯对社会过程的定义为“凡属团体生活的变动，均可称为社会过程。”具体而言，人类社会的动态或变迁，统称为社会化的过程。这种动态过程，包括突变、冲突、涵化、顺应、控制、分化等方式，社会过程则包括有五种不同方式：1、自我的内在互动；2、人与人的；3、个人与团体的或团体与个人的；4、团体与团体的；5、结构功能的过程。[2]传播活动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话语生产，建构了社会的不同关系模式。我们主要通过对话语生产的分析，重点探究传播结构的功能。 社会话语的生产首先建基于话语理论。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3]当然，我们这里主要是在社会意义的构建层面使用“话语”这一概念，也就是说主要探究传播对社会意义的生产和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