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4-0096-07 1920年前后，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科学化的进程，堪称中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其意义之巨，正如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高师”）教育科教师汪懋祖所言：“自欧战激荡世界，国人思潮为之一新。其间杜威博士来华，予吾人以新教育之概念与其涂辙；孟禄博士又指示实际的方针，益坚其教育救国淑世之信心，遂有全国教育改进之运动。”[1]作为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高师学校，北高师对于两位西方教育家的中国之行，均予以积极关注。通过译介其思想，践行其理念，北高师已然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近代中外教育、思想交流的学术重镇，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北高师与杜威来华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20世纪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30日，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杜威应邀来到中国。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足迹遍及中国江苏、直隶、山西、奉天、山东、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0余省，讲演多达200余次，对中国知识界、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北高师对于杜威学说的译介与实践 杜威来华是由北京大学牵头，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教育部、浙江省教育会联合邀请的，北高师一开始并没有介入。但是，随着杜威在华活动的展开，北高师也对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首先，师生们积极撰文译介其教育学说，进一步扩大杜威及其学说的影响。如刘建阳在《杜威学校与社会之进步》一文中阐发其“学校即社会”的思想，以学校作为社会的胚胎，“当大社会的模型；训练儿童使作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有服务的精神，自治的能力。”[2]张佐时阐释了杜威“兴味与勉力”的教育学说，认为其“对于兴味在教育上的位置价值阐发尽致，诚足以为教授上的指针”。[3]夏宇众翻译美国波士顿《教育月刊》的相关文章，详细介绍了杜威学说在波士顿师范学校的实践运用，包括具体试验的方法、程序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等等。[4]这些文章与杜氏弟子在《新教育》、《时报》等刊物上发表的系列介绍文章交相辉映，为杜威访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直接译介，北高师还把杜威学说运用到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之中。王文培就撰文《杜威博士对于实业教育之意见》，针对中国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中学是否应分文实二科，职业教育是否应附于普通教育之中，近又有大学校与实业专门学校或分或合之歧议。”“用特介绍杜氏之说，以见此项问题之一斑”。他指出杜威关于教育之目的，“不在造成器械的人格，乃在养成完善的人格”，而欲养成完善的人格，“则所学之知识对于社会必须有真实的价值，学校生活必须为社会标准生活，教育之性质必须为继续生长之活教育”。因此，“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得合而为一，互相辅助，以养成完全之国民而达教育之目的”。[5] 师生们还把杜威的学说付诸实践。北高师的一些重要社团，如《教育与社会》杂志社和平民教育社，就是在杜威学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成立的。邓萃英在《教育与社会》杂志社的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这个杂志，差不多可说是受了杜威先生的影响才产出来的。”[6]姚以齐也说：“本社成立于民国八年双十节以前，恰当杜威博士来华之后。至本社之所以成立，直可谓由于受杜威学说之影响和感动。”[7]2任熙烈也说道：“民国八年，杜威博士（Di.Dewey）来华讲演，同人因鉴于中国教育之不良，急待改善，乃组织平民教育社。”[8]此外，工学会也明显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其《发刊词》就指出：“注重实行，不主张空言”，“从实地试验我们相信的一切新思想”，并把杜威的“一斤的空言不如一两的实行”奉为经典。[9] 2.杜威在北高师的演讲与授课 由于杜威来华主要是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负责邀请，他在华第一年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仅到过北高师两次。第一次是1919年7月，参观北高师工程系，对学生们利用暑假期间，自己动手为学校盖了三幢教室表示极大的赞赏。第二次是1919年11月14日，出席北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发表了题为《学生自治》的演讲。在演讲中，杜威高度评价了该团体，说：“诸君在学校的自治，实在是养成将来国家自治的预备。诸君今日是在这里做民治的学徒Apprentice，将来就是一个大民主国里能自治的国民。”[10] 杜威和北高师关系开始密切是在1921年。杜威原计划1920年夏天回国，后经挽留又延长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杜威陆续在北高师发表了4次演讲，详见下表：
其中，6月22日在学生自治会的演讲是杜威在回国前夕做的“对于北京的教师和学生最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结合北高师的情况，鼓励学生要专心于教育事业，增进职业的精神，以谋教育的改良和国家的强盛。他说北高师“学生都是有为的青年，并且我所教的一班，又是已经做教师、回来研究教育的，这种求学的热心使我永远不忘。以诸位的经验，真正可做组织事业为社会的中坚，应当先由自己以身作则，然后推而广之，增进你们的学问、提高职业的精神。诸位在师范所得的知识将来都极有价值，而特别学科研究的心得尤其能给社会上许多好处。还过于所学的知识外，最重要的、不要忘记的就是对于教育要有信仰心，然后心才可专。这种职业的精神和为教育而牺牲自己的毅力，较你们所学的知识格外可贵”。[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