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5－0005－05 在古罗马神话中，有一位叫亚努斯的神，专司天门的启闭。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形象特征：两个面孔，一个朝前，一个朝后。本文在此以该神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破题，倒并不是拘泥于神话的本义，而是试图以之作为一种特殊的隐喻来状描学术精英—一个处于分化的学术系统顶层的特殊群体——在学术体制运行中的角色及其权力内涵。须知，在我们目前有关高等教育和学术体制研究中，有太多的研究都涉及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问题，然而，往往令人困惑的是，且不说这两种权力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严格区分，即使存在一个具体而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学术权力概念，那么，在现实中，如果要使得该概念具有可操作性，我们也总需要界定出一个在经验上可以把握的权力主体或者实体。在本文看来，通过对“学术精英”群体特征分析，无疑对我们去真切地理解学术权力、这一权力主体的性质以及学术体制的运行机制，会提供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尤其在当前一个“去行政化”的语境中。 一、作为守门人的学术精英 在组织化的学术活动滥觞之前，学术纯属一种个人兴趣或偏好，因为它还远未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核心领域，也不为社会利益和权力集团所特别关注。所以，那种带有自我探究性质的早期如古希腊时期的学者，尽管有时他们也不乏一些拥趸，但是，他们还谈不上是话语权力的把持者，也远未构成一个对外有着重要影响力、对内有严密纪律的群体。追溯学术活动的历史，严格意义而言，学术精英群体的最初形成，还是与中世纪大学行会制度兴起有关，如众所周知，大学最初起于行会，它的起源与“专门职业（profession）”几乎兴起于同一时间。克劳斯（Elliott A.Krause）在研究“专业”（profession）产生的历史时认为，中世纪的行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所有行会的权力和控制模式都体现为四个维度：联盟（association）、工作场所（workplace）、市场（market）以及他们与政治机构（state，应该包括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部门——笔者注）。在他看来，联盟的权力是最为基础性的，它的内部的社会交往（sociation）关系是平等的，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是其基本原则，这也是在中世纪拉丁语中联盟又被称之为“universitas”的初始涵义。其中，联盟权力的最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新人的“进入”控制，即设置有关道德和伦理准则、技术训练（学徒期）门槛等等。[1] 中世纪的各种行会，在克劳斯看来，以机构的形式存在至今的大概也就只有学者行会——大学。甚至到今天，几乎社会中所有其他领域的专业精英也都往往来自大学。大学作为行会性质机构何以能够幸存下来？克劳斯认为，其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学或者学者行会始终操持了它对成员资格、训练以及工作场所的控制权。早期资本主义对其了无兴趣（市场介入疲弱）、国家作为资助者而不是控制者的角色，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机构的自治和学者的自主。[1]这种自主不仅赋予了大学作为早期小规模组织的集体性自决权，而且在大学组织规模扩大以及被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后，它也赋予了组织内部成员以差序有别的地位和资格。譬如最早代表大学授业资格的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头衔，其实就代表一个大学内部的地位等级序列，新人要获得更高一个层次的执教权，就必须通过一个由教师组成委员会主持的考试。在迪尔凯姆看来，这种考试作为仪式的功能意义甚至大于其内容本身，甚至“与末日审判相提并论”，而权力的执掌者就如同极其苛刻的判官。[2] 可以说，在科学尚未成为主导、一个专业意义上的科学家群体尚未形成之前，中世纪的学术精英作为守门人的角色内涵主要体现于大学机构内部，他们是执教权资格的掌控者（早期的博洛尼亚大学例外），这种衍生于机构内部的专业权力，即使在当代西方大学中依旧盛行，在诸如学术人的聘用、考核和晋升等各个环节，学术精英的评议和投票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伴随着17世纪后期科学的崛起乃至于19世纪以后它作为整个社会文化和话语的宰制者地位的获得过程，一个由科学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和一个职业意义上的科学家群体逐渐形成。在学术期刊制度日益完善和专业学术社团活动日渐活跃的背景下，学术人的身份获得乃至学术精英自身地位的塑就，也越来越超越机构层面，而被纳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学术共同体框架之下。正如托斯坦达尔（Rolf Torstendahl）所言，近代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也可译为专业化），为大学内部学者带来双重身份，一方面他还拥有与机构相关的社会身份——教师，另一方面，他拥有科学家的身份，与知识或者科学和学问发生关联。[3]121与科学和学问存在关联，就意味着作为科学家的大学学者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准，必须要得到外部共同体的普遍认可，这种认可的意义非同寻常，它甚至又是构成机构内部认可的基本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