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0)04-0087-06 与蔡元培同时代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的确，有“北大之父”美誉的蔡元培，其大学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执掌下的北京大学，不仅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与学术独立进程的缩影，而且是引领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发展的精神高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解读。本文试图从蔡元培所秉持的大学师资理念与其在师资管理方面的制度实践两个互为表里的角度，探讨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中被忽视的某些经验，为现今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一、理念与制度：蔡元培大学师资观互为犄角的两个维度 (一)大学理想与教授治校：师资队伍主体作用的发挥 蔡元培执掌北大伊始，最先思考的就是他心中的大学理想——把北大改革和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大学。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提出其大学理想构架的初步轮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72显然，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学问是大学这一载体承载的第一要务，“研究高深的学问”则体现了学术的神圣所在。 不仅学术神圣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中心，学术救国也始终牢牢占据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他清晰地认识到了学术的根本任务和最大功能是创造和发展文化，并认为“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于创造文化。”[1]350于是，蔡元培也把创造和发展文化的希望寄托给了大学这一载体。他在北大20周年纪念会上说：“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之平行发展？”[1]1111919年7月23日，他还说：“自今之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学术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230-231由此可知，蔡元培想以改革为契机，借鉴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陆派”办学思想，把北大改造和建设成为“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媲美”的中国最高科学研究和教育中心——我们称之为“精英型”的大学理想模式。 如何实现其大学理想？蔡元培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革新观念，确立“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全新理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止有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着手”。这就基本确定了教师，尤其是教授在北大改革、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蔡元培认为：“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1]469“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1]450确保教师主体地位、中心作用的制度保障就是采用“教授治校”之体制。 所谓的“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发现：“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1]232鉴于此，他提出应以德国大学为模范，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早在民国元年，他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做了明晰的规定。任北大校长后，他便着手推行其主张，分步建立起“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机制。蔡元培认为：旧北大“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盛行，它必然被改革掉。这一改革，首先要组织一个由各种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一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1]492-493这就是为学人多番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蔡元培所实行的这种“三权分立式”的“教授治校制”，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西方大学管理模式在中国大学中的成功借鉴，大“开风气之先”。 (二)“兼容并包”与教师聘任：师资队伍的任职条件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深知要实现他心中的大学理想，除依赖教师外，最重要的是还要创造有利于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这一环境和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软环境——制定一种具有革新意义、符合时代发展与大学发展规律的办学原则与用人方针。蔡元培曾留学德国，无形之中受到德国洪堡大学理想的影响，崇尚学术，强调“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171并把这作为“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其办学的两大观点：“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恒，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谒为主。在校讲授，以无不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1]190这两大主张，主要侧重学说和教员两个层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地体现在选聘教员方面。实际上，这一办学原则既是蔡氏大学理想的精神内核，又是其教师聘任观的集中提炼。蔡元培深知，当时中国，人才匮乏，因而“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怠难成立。”[1]190从这一人才观出发，他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地竭力广延学术界知名度很高的各派专家、学者，同时特别注重引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又要坚持选聘教员的基本标准。关于聘任教师的具体标准，蔡元培主要从学术水平、工作态度、工作精神等以下几个方面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