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0)08-0252-06 回首70年前，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9年，却在国内外教育界赢得了盛誉，创造了大学教育的奇迹。西南联大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则是对通才教育理念的发扬光大和成功实践。它不仅是联大“精神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态，极大地提升和增强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底蕴和人文内涵。 在“通才教育”办学理念的指导下，西南联大先后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他们中可谓人才济济，英才辈出，大多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不在少数。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中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邓稼先、朱光亚等；创立了航空发动机的三元流动理论(国际学术界称为“吴氏理论”)的吴仲华；还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叶笃正院士；以及陈省身、任之恭等世界知名科学家等。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473名学部委员(院士)中，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就有118人。正如我国经济学泰斗、曾任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的陈岱孙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前言中所说：“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缘于此。”[1] 西南联大何以成为我国通才教育的典范？其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乃至科教兴国的实施，都很有借鉴意义。 一、“通才教育”思想在西南联大的倡导和发扬 美国是现代大学通才教育思想的发源地，早在19世纪中，美国的大学就曾对通才教育进行过激烈争论，最终取得主导地位。中国近代大学产生后，通才教育被一些有着留学背景(特别是留学美国)的校长在各个大学里先后推行，逐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 最先将“通才教育”引入中国大学的当属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原强》中提出要保国保种，就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法”。辛亥革命后严复任北大校长，时间虽短，但他的这种思想却演化成德、智、体三者并行的大学教育观。 其后，蔡元培对通才教育思想又作了进一步发挥，1912年，蔡元培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明确“学”与“术”应分离，提出“教授高深学文，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大学教育宗旨。”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又极力主张贯通文理两科的界限，学文的兼学理科的某些知识，学理的兼学文的某些课程。 不仅是蔡元培，中国其他一些大学校长也接受了通才教育的理念，并且付诸实施，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他们分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是美国大学精神的积极推崇者。他们视通才教育模式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坚持“知类通达”的通才培养目标。其中以梅贻琦在清华大学，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成效最为显著。 西南联大组成后，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常务委员。尽管三所大学在文化价值观、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各有千秋，但几位校长在办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看法却十分接近，对通才教育的认识更是一拍即合。蒋梦麟认为教育之目标除学习知识外，更应注重养成健全的人格，独立不移的精神，精确明晰的思考力。他极推崇个性教育，“新教育之效力，即在尊重个人价值”。认为只有发展个性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张伯苓也注重人格教育，他说：“南开大学教育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2]梅贻琦在执掌清华大学期间，一直坚持通才教育的思想。1932年6月，他在一次全校集会上讲话说：“大家要注意在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它学科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3]从1933年开始，清华大学就规定文、理、法、工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须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 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的实际校务主持人，继承并发扬了清华大学通才教育的优良传统，他先后发表过数篇文章，全面阐释了他的通才教育思想。 其中最著名的是发表于1941年的《大学一解》。该文以中国传统人文经典《大学》中的教育思想为基础，汲取了近代西方大学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并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堪称梅贻琦教育思想的经典之作。他在文中明确指出：“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日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4]他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才次之”为指导，指出中国近代大学的通病是“通识之授受不足”。他认为“窃以为在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其理由有二：其一，大学教育，归根结底是《大学》里所指出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实施通才教育，方可收到“新民(化民易俗，表率社会)之效”。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其二，他认为大学在短短的4年间，要求学生“通专并重”是很难的，“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4]所以梅贻琦主张“通”重于“专”，大学应承担培养通才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