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国家战略目标赋予高等教育的责任和使命，是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明确建设主体，遵循科学原则，探讨特色路径。在我国经济区域化格局日益清晰、高等教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以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建设为载体，充分发挥其资源集聚、资源辐射、资源配置与协同发展的功能，打造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域大格局相适应、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区域空间新布局，是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和基本载体。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区域中心的发展规律与建设策略，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高等教育区域中心的内涵及其演变轨迹 高等教育区域中心，是借鉴教育地理学上的核心概念——教育中心以及地理学中的城市群概念而形成的引申概念，是指某一特定地域空间，以区域内一所或若干所高校为核心层，以企业研发力量、科研院所为紧密关联层，以大空间、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硬件设施、后勤保障、信息咨询、商业和金融等为服务支撑层，区域内不同类型、不同规格高校和谐共生、协同发展，并具有一定辐射范围和功能的高等教育区域空间布局。 高等教育区域中心源于大学集群的发展，并由于大学集群的集聚—溢出效应，在经济区域化趋势日趋鲜明的时代，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高等教育区域中心概念的提出历史较短，但其从最初的雏形到现代意义上的完整形态，却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其演变的过程，是与大学职能的拓展，以及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的。 最早的高等教育中心的雏形发端于意大利，作为中世纪大学的发源地，这里不仅自发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波隆那大学，而且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浓厚的古代教育传统、发达的商业提出的要求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逐渐成为欧洲著名的大学聚集中心。14、15世纪，伴随着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和机构类型的多样化，高等教育机构在地域分布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大学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文化圈欧洲部分，形成跨越不同国度，带有明显“国际性”的高等教育中心。19世纪后期，德国柏林大学改革，不但使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推动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也推动了“民族化”、“区域化”高等教育中心的产生。 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则产生于20世纪中叶以后，其典型标志是以硅谷为代表的各种大学园区、科技园区。“硅谷—斯坦福”模式的成功，证明了高等教育推动产业现代化水平提升上的强大生命力和生产力，引起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模仿硅谷的热潮，许多国家竞相创立大学科技园区，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九州硅岛；英国的剑桥科学园、苏格兰硅谷；以色列的“硅溪”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也纷纷创建了一批科技园区，如韩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大学城、科技园、科学城等重要载体，强化了高等教育区域中心的经济功能，强有力地推动了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演变，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已经从最初的知识中心，拓展为兼有科技中心、文化中心等特质，并最终与经济中心合而为一，其角色定位也从被动的服务者正逐步上升为区域先进文化、先进技术的引领者。 在千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 1.大学自主发展型模式。即高等教育主体在谋求发展、改进过程中，自然演进而最终促成高等教育区域中心的形成。纵观高等教育的历史，在大学建立的初期，高等教育机构的空间布局更多地倾向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者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这种布局结构更好地符合了经济社会，特别是大工业时代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最大限度地体现大学产生与发展的价值。在市场机制参与下，高等教育机构在谋求发展、改进的过程中，一些办学条件好、历史悠久的大学逐渐成为一定空间区域的增长极，通过发挥名校的辐射效应，使越来越多的大学不断地积聚起来，形成庞大的大学群落，并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美国以纽约为主体的城市群拥有全美11％最优秀的大学；英国伦敦集中了全英国1/4的教育科研机构，更有牛津、剑桥、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的高等院校。这种自然演进的高校空间布局形式发展至今，就形成了国际大都市集聚众多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该国或该地区高等教育中心的局面。 2.政府扶植建设型模式。即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土地赠予等手段，有效地驱动各种教育资源向区域中心聚集，促其功能升级，形成高等教育的区域性集聚。以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为例，为了缓解东京都的人口压力，促进日本在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新发展，日本政府将东京及周围地区的国家级、实验性的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迁至筑波，并投资建设了一所全新的筑波大学。筑波科学城从建设之初便由国家统一规划和管理，建设费用全部由国家拨款。经过30年的建设发展，筑波大学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筑波地区也因聚集日本27％的国家研究机构、40％的研究人员和40％的国家研究预算，成为知识学术密集城市和日本最大的研究与开发中心。 3.两者结合的混合方式。即夹杂着大学自主发展型和政府扶植建设型两种方式的混合方式。虽然大学自主发展与政府政策扶植是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形成高等教育区域中心的两种基本模式，但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影响因素往往不是单因素的。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加速发展，大学正在逐渐从一种边缘性或适应性组织走向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成为一种核心组织或主导力量，对地区社会发展的作用更为突出。国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在面临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时，逐渐意识到要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经济增长方式和途径的转变，必须建立以教育为基础，以高等教育为重要依托和发生器的先进社会组织结构，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兴办高等教育的载体形式，凝聚力量，形成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增长点，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现代化。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多方面需求，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与空间布局结构调整。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使政府的职能发生转变，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于是出现了夹杂着大学自主发展和政府扶植建设互为促进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