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高等教育问责制研究：多重三角模型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0)07-0033-06

      一、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内涵及产生背景

      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问责制”(accountability)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不仅引起了理论研究的关注，而且引发诸多实践问题。伊尔-卡瓦斯(El-Khawas)提出：“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问责制这一术语是指由政府发起的、旨在对高等教育机构施加新责任努力的一般趋势。”[1]总体而言，对问责制的要求，可以来自政府部门、市场或学生、家长等社会公众。高等教育问责制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核心是通过报告、评估等方式追求效率、效益、产出与质量等多种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想逐渐盛行，主张通过市场方式来配置公共资源和提供公共服务，新公共管理运动和评估型国家(the Evaluative State)兴起，由此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重构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柯根(M.Kogan)认为：“在教育管理和行政方面的一个主要转变，就是从直接的和基于法律的控制走向更为间接的、开展评估的控制。”[2]与此相伴，西方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政府拨款减少和办学成本上升刺激学费不断攀升，由此也引发社会对高等教育生产率、使命完成以及对外部公共优先事务和市场需求回应性的诸多责难。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问责制不断形成和发展，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多重三角模型

      作为高等教育领域构建和阐发三角模型的先行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所提出的国家权力、市场和学术权威的“三角协调模型”(thetriangle of coordination)，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见图1)。[3]

      

      图1 克拉克“三角(协调)模型”

      三角(协调)模型首先承认不同要素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彼此冲突性，这是一种内在的“离心力”，否则就无法使原本“混沌”的变量关系明晰化并从中找到体现事物基本矛盾的代表性因素，进而构筑起基本的三角关系。同时，三角(协调)模型也承认不同要素之间的依存性和统一性，这是一种内在的“向心力”，否则彼此完全游离或过于“离散”的因素之间就无法建立起联系，也就没有协调的必要和建立三角关系的意义。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究其实质，是对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现象及关系经由理论抽象而构建出来的理想模型；三角模型中的任何一极都代表的是一种极端形式，在三角模型中的定位代表了上述三种要素不同程度的结合。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模型揭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即大学—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并对高等教育领域内诸多变革产生内在的逻辑约束。

      就高等教育问责制而言，国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展开理论探讨，试图构建起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基本关系框架，明确提出或隐含呈现了与克拉克既类似又有所差异的多重三角模型，以努力廓清代表不同利益和诉求的关键性因素及影响，并将其整合起来以系统审视高等教育问责制。本文借鉴克拉克的结构模型和理论思路，结合不同学者的基本观点来展开论述。

      (一)伯克的“问责制三角模型”

      “问责制三角形”(the accountability triangle)为美国学者伯克(Joseph C.Burke)所提出(见图2)。[4]

      

      图2 伯克的“问责制三角模型”

      伯克主张，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学院和大学都无可回避地要对政府优先事务、学术关注以及市场力量负责。对问责制三角形中的任一角负责，就意味着平衡回应以确保高等院校为所有三者服务且同时又不屈从或逢迎其中任何一方。无论过去和现在的问责制形式为何，富有成效的努力方向，必然是结合问责制三角形中的每一角。[5]在这里，政府优先事务代表了一种政治诉求，要求高等教育培养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以及有见识的社会公民，并与公共事务的优先序列相匹配。市场力量则是寻求高等教育为个体或企业的经济利益服务，能够满足学生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关注高等教育的产出及其与市场需要的契合。而学术关注带有鲜明的专业性倾向，是一种传统的“资源—声望”(resource-reputation)型思维路径，强调高等教育对学术资源的内部控制，鼓励通过扩大投入的方式，如招收高质量的学生，吸引优秀的教师以及募集更多资金，来维持学术标准和社会声望。显而易见，这三者的内在逻辑和要求并不一致，但又不能彼此完全割裂和分离，保持其内在的张力有赖于三角之间的相互协调。

      (二)比彻和柯根的“问责制模式”

      英国学者比彻和柯根(Tony Becher & Maurice Kogan)提出了“问责制模式”(modes of accountability)的三种不同类型，[6]认为这三种问责制模式既并存又有潜在冲突，以不同的机制共同作用于现代高等教育。笔者将其构建为如下三角模型(见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