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4203(2010)04-0090-07 自京师大学堂(后更名北京大学)创办以来，至汤用彤1949年执掌校务止，时间不过半个世纪而已，北大校长更换达20人之多，可见其变更之频繁。就中具有长期意义者二人，为蔡元培与蒋梦麟。蔡氏虽任事时间有限，但毕竟居校长之名达两度10余年(1916年12月-1927年7月，1929年9月-1930年12月)；蒋梦麟则不但是蔡氏长校期间的大管家，更任职校长达15年之久(1930年12月-1945年10月)。 在北大场域之中，与蔡、蒋这样的长期领袖相比，严复、李石曾都属于短期过客。但雁过留声，却不能不予以充分关注。严复在1912年2-10月间短期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石曾(煜瀛，1881-1973)则在1928年6月-1929年1月间任北大校长(实际上是北平大学区校长)。 严、李、蔡三人，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一代知识精英，且分别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先后留学英、法、德，说其得一代新风，当不为过。严复留英时代甚早，他个体修养的形成，实际上多取决于自身的不断进修，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到了严复开始翻译西书、积极介入文化场域之后体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其实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命题。严复之译介西学，嘉惠世人可谓“如沐春风”，蔡元培、李石曾皆曾受惠不浅；而严复之续任北京大学校校长，亦同样出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认同。 一、严复之“全学西方”：以蔡总长为参照视角 虽然早在1912年2月，严复即经由袁世凯之任命，而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但1912年4月24日，蔡元培至北京就任教育总长，这也意味着教育政治领域“重新洗牌”的可能。虽然事多繁重，但蔡总长对京师大学堂仍十分重视，一方面派专员接收校务，一方面则在行政程序上重新来过。如果说，王云五、杨焕之等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接收大学堂还有应景例行公事的成分，那么更改校名与重新任命校长，则显出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别出手眼”。5月1日，根据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5月3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总统大印之外，另有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附署。表面的形式文章之外，暗寓总长蔡元培的“变革思路”，这一点在其行政程序内部的呈文中可以感觉出来： 京师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查从前京师大学堂职员，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分歧。京师大学堂今拟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藉以撙节，现已有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仍其旧。① 当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内阁中的国民党人均纷纷求去，蔡元培亦欲辞职，后因袁世凯与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坚邀，更加本党同志勉以大义，他才北上续任。对于严复，蔡元培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严复乃袁世凯旧人，毕竟是筹安会中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严复当初乃是启蒙巨子，自己也曾嘉惠于其译介巨著②。对于作为自己治下首都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如何对待严复，其实是道难题。 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办毕竟是由袁世凯所任命，两者的关系非同一般，自然不能轻易言及“进退易人”。而对于严复“西化”的思维方式，蔡元培显然也不尽赞同。虽然同为留欧学人，但一于19世纪后期(1870年代)留英，一于20世纪初期留德，年龄与时间都有相当差别，而30年岁月流变，欧洲语境本身亦有重大变化。所以，当5月15日北京大学校开学典礼之时，严校长与蔡总长的致辞可谓各有重心。严校长强调的思路仍不外乎“学习西方”，而蔡总长则谓：“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即校内课余，仍当温习旧学。”③表面看去，不过强调应补习旧日功课；但若拓展一层深味，则未必不一语双关、无针砭补救之意。大致说来，严、蔡二者思想的总体特征，或偏向求新、或偏于主旧④。思路之所以差异，乃在于两者之留学国别与时代不同，且文化立场亦有差异。 5月16日，严复的家信中就有这样的字句：“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学期，再行扎实辞职。”⑤严复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作为在一个封建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没有事功之心，这点从他一再参与科考的仕途之路尝试中可以看出；但对于晚年的严复来说，毕竟不复当年的“心雄气豪”，当他因与袁世凯的交谊而获得京师大学堂总办的“荣耀之位”后，得之便虑其失： 旧历献岁以来，政府以复誓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惟是款项支绌，旧存银行之款，角尖不能取用，而财部稍有所获，辄以镶军为亟，致受事匝月，不能定期开学，更无论拾遗补缺，有所改良矣。⑥ 这是给知心友人书信，当可相当程度反映出刚上任的严总办的复杂心理。总体来说，严复虽为经费诸务所困，但“在其位则谋其政”，对于北大的发展，仍滋滋于心。他的规划是相当用心的，视事也不可谓不尽力，可无论怎样，办学的效果不但很不理想，而且近乎“焦头烂额”。到日后撰《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1912年)⑦，则将其复杂矛盾的心态表露无余。一方面认为北大之意义重大；另一方面由于现实问题(尤其是经费)的制约，自家基本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在笔者看来，此前既有留学英伦的西学经历，之后又有长期执教担任校事的履历垫底⑧，严复能有机缘出长作为国中最高学府的领袖人物，仍属现代中国的一件幸事，至少他可以施展长期以来“压抑心中”的胸襟抱负。也为留英学人借鉴英国大学理念、参与现代中国之建设提供一块充分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