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3-0081-05 大学教材是指用于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教科书及参考书，是高校教育活动赖以开展的基本资源。大学教材建设一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和课程变革的重要内容。近代大学教材历经编印讲义、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到本土化教材的发展历程，并呈现由民间自主编印到国家统一出版的趋势。目前，学界对于近代教材、教科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基本上集中于中小学层面；同时，尽管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对于近代大学课程及其基本要素的教材研究却并不充分。总的来说，近代大学教材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史料进行整理爬梳，以探求中国近代大学教材的发展轨迹及其变革的规律，为当前的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提供历史的镜鉴。 一、近代大学发展初期的讲义授课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开始起步。在学科内容上，传统的“四部之学”向近代的“七科之学”转变。很显然，传统的教学材料和参考书籍无法适应新的教学之需。因此，教材建设便成为初创的大学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近代高等教育肇兴之时，教材问题便引起了晚清学部足够的重视。学部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分门别类地详载了我国专科以上学校课程，对于教科用书作了如下规定：“现定科目之中学各书，应自行编纂；西学各书外国皆有教人课本，宜择译善本讲授。”[1]此处所言外国主要是指日本，因为当时大学教学科目系参酌日本模式设置。学部鼓励采译善本讲授，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采译善本编成讲义。时人有论：“我国当初兴学校之时，教育家不可多得各种教育新书，亦均未有善本，于是有出洋留学根本湛深之教员，或自东洋译成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诸书，或自西文译成地理、历史、理化诸书。既未有华文印本，则不得不用油印讲义以发给学生，随编随印随讲。”[2]115时人所论揭示了大学讲义授课的背景和缘由。限于中外教育交流的规模和编印出版的力量，讲义便成为大学授课可资凭借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各类学科率皆按课授以讲义，以辅教师口说之所未备，以供生徒退息之所谴修”，讲义“积有岁时，粲然成卷帙”。[3]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其编印讲义之风依然盛行。北大要求文、理、法、商、工各门课都应发讲义，而且要求教师对讲义常作修改，因此讲义稿件要连年重印。当时，北大出版部的主要任务即是印刷讲义，正如有的学者回忆的那样，“印刷本校教授的讲义是一大宗”[4]。不惟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诸多课程均采用讲义教授。一些著名学者如吴致觉、陶行知等皆曾编印讲义授课。囿于时局动荡及教育经费缺乏保障等因素，不少教授的自编讲义没有付梓出版，因此难以完成对教材的系统编译及出版工作。 毋庸讳言，讲义作为时代的产物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为传播西学、服务大学教学科研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讲义的弊端也很明显，“国内各大学之授课悉凭教授编制讲义，不仅各异其是且学生缺乏参考书籍，不易从事比较研究。”[5]有人曾于《教育杂志》上撰文逐条指陈其弊：“其一，讲义之编译时间仓促，多不免割裂支离之处；其二，或全抄某书而节去其扼要之处，或删节前段而采用后段文气不连贯，或讲员节去其略深奥之初致失其本真；其三，学校聘请书记和印刷工膳写真笔版、油印讲义耗费不赀；其四，讲义所用纸张油墨之费不可胜计；其五，每日所发之讲义堆积如山，日久稍陈旧则漫漶破碎不可复用或错落缺失补印维艰，终将付诸一炬。此五者，大抵有损害于学校，而阻教育之进步者也。”[2]115该文所罗列的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各界对讲义授课的不满，讲义作为权宜之计逐渐受到了质疑和指责。 由上述内容可知，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际，国内大学教材匮乏，大学教师只好参照国外特别是日本大学各科教材，自主编译讲义充当教育教学资料。这种举措既为各科授课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作为非严格意义上的教材，讲义的编印体现了近代大学发展初期教材的非规范化特征。 二、外文原版教材的引进与使用 如果说讲义自身的弊端还只是激起社会各界不满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外教育交流的深化则促进了大学教材的正规化建设。 20世纪2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1925年全国有综合性大学和专门性大学共47所，大学教职员3 762人。大学数和教职员数分别是民国初年的11倍和16倍(民国初年全国有大学4所，教职员229人)。[6]大学之外，还有涵盖法政、医药、工业、农业、商业、外语等类型专科学校58所。从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算起，在经历三十年之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已经初具规模，这在客观上要求课程与教材适应其发展状况。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中外教育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亦得以拓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美教育交流取代了中日教育交流成为主流，留美学生逐渐超过留日学生，从而带动了美国教育思想的不断输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教育理论、大学制度及教育革新实践的影响日益加深，一场新的教育改革运动在伴随着对西方教育理念的吸纳和教育制度的借鉴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更广层面上催生了对西方教育教学的具体内容，包括课程、教材的移植与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