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和升级势在必行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0多年年均9.4％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1]。这期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所占的比例从不到1％提高到12.6％，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国力极大增强。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基本上是靠“中国制造”在利润链上最低端的积累；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在产品的利润链中，靠加工赚取了不到10％的利润，却为他人实现了靠发明、设计和市场的高于90％的利润，也就是说卖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赚1美元的同时，外国人赚取9美元。中国的高速发展又是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GDP发展速度高达9％，但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更高达GDP的15％；中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倍[1]。中国的企业，只有万分之三具有自己独创的品牌。换句话说，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是靠生产别的国家和民族发明、创造和设计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生存。中国只有不到1/4的企业有科技活动。3200万技术人员中，只有3％从事研发工作，而其中从事独创工作的不足10万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很多人看不到热火朝天经济增长后面的强劲寒风，有些人还为仿制、抄袭的捷径暗自欣喜，殊不知这是断送整个民族创新能力的毒药。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2007年8月的一篇评论曾写到，“仿制、仿造把中国的研究和创新能力扼杀了，使企业怠于靠创新发展”。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海啸，已经使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下滑的加工业蒙受更沉重的打击，倒闭、破产之风横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没有自主品牌和技术的加工型企业，无论他们的产品曾经如何在世界市场上流行和风光一时。如果说，靠巨量蓝领工人的贡献完成中国向新型工业国转变的初期积累是可行的和必需的，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制造业向全球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今天，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已经或正在失去，中国要向国际经济竞争力排行榜的高端迈进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巨量高智力白领工人的贡献。 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可持续高速发展要靠“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从制造到创造只是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这意味着中国要从产业链的低端升级到中高端，要从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转型到高技术、高绿色、高附加值的产业。实现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需要很多条件，但首要的条件是人力资源的升级。也就是说，实现“中国创造”的关键是巨量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综观中国的高等教育，尽管近20年来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在招生人数、校舍建设等硬件方面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上大学的要求，但严重的教育质量问题——反映在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同时产业界找不到所需的合格人才，使学生、家长、企业和社会对高等教育产生极大的不满。国际权威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季刊的一篇文章调查了83个跨国公司，按其用人标准，中国每100名有适当学位的求职者只有10名可被录用为工程师，15名可被录用为会计师，3名可被录用为通才(generalist)雇员；而印度的数字分别为25、15和10，菲律宾为20、30和25，马来西亚为30、25、20，匈牙利为50、50和30。在调查的现岗工程师中，中国只有不到10％可达到跨国公司的用人标准，而被调查的发达国家平均为66％(美国为8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6％[2]。国内一些调查也显示了毕业生中达到产业要求的比率很低。西安交通大学李乐山教授及其团队在6个行业200多个企业调查对应聘大学毕业生60项素质的满意度。这60项素质包括：谦虚、适应能力、忠诚、吃苦、朴素、合作能力、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生活经验、主动性、独立思考能力、自律、发现问题能力、分析能力、全局性、善良、领导力、责任感、理解力、交流能力、推理能力、执行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等。这60项素质的调查数据综合平均值表明，企业的期望值为8.90，企业对毕业生的评价为3.51，家长对学生的评价为6.59，而学生自我评价为8.66。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企业对于这些素质的期望甚高，而对于毕业生素质的满意度甚低(<40％)；第二，毕业生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可达到企业要求的97％！似乎全然不知产业的要求和自身的差距。调查结果表明，全部被调查的企业认为大学毕业生每一项素质的分布均值都不及格。按行业分，建筑业中的合格率为20％，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是10％，IT业只有0.5～0.7％，甚至一些企业认为600万毕业生中合格的只有2～3万。李乐山教授认为这是造成“就业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企业每年进入高校招聘竞争激烈的最主要原因[3]。这些足以说明，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上面临的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员过剩。人力资源匮乏已构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和升级的瓶颈和制约因素。 二、钱学森之问与教育的原点 高等教育的上述状况对产业转型和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源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钱学森先生生前忧虑地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尖锐地揭示出了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为令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要回答这样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问题，一定要回到教育的原点。大学毕业生身上的问题不只反映了大学教育的问题，它是从幼儿教育直到小学、中学教育积累而来的；它不仅反映了学校教育的问题，也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问题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