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世界科教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理念的创新 最早关注世界科教中心转移现象的学者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默顿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了科学中心转移现象。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家贝尔纳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的概念，并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他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发展有四个主要的进展期：第一个时期集中在意大利，第二个时期扩展到荷兰、法兰西、不列颠，第三个时期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不列颠和大革命时代的巴黎，第四个时期是“现代科学革命期”[1]。1962年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系统地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汤浅光朝按国别对1501年至1950年世界科学成果的增长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计量分析。他认为，凡是重大科研成果数占同期全世界总数的百分比超过了25％的国家，均可称之为“科学活动中心”。而这一比例的保持时间，谓之“科学兴隆周期”。汤浅光朝发现，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X)。每一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为80年左右。[2]1974年，处于信息封闭中的我国学者赵红洲也独立地发现了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3] 1971年美国学者本·戴维首次探讨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现象。在《学术中心的转移：不列颠、法兰西、德国、美国》一书中，本·戴维提出，寻求先进知识(学问)的研究者和学生，是跟着成为“中心”的国家的大学转移的。不仅如此，他们回国以后，还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大学理想化，并以之为模式来改造落后的本国大学。本·戴维的研究暗示，科学活动中心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转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活动中心的时间大致是重叠的。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兴隆周期越长，科技兴隆的周期也越长。意大利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源于中世纪大学的勃兴。14世纪末欧洲有大学60多所，意大利有18所，是中世纪大学最多的地方。由于拥有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欧洲最负盛名的大学，意大利成为欧洲各国学者和青年学生心仪的圣地，智者云集、精英荟萃、学术昌隆，一时蔚为大观，为意大利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奠定了基础。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时期是大学“冰河期”，在这一时期，大学因散漫、保守、排斥改革而衰落，其功能为大学之外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所取代。1662年英国成立了皇家学会，建立制度化的科学共同体。作为一学术组织，皇家学会主要功能有二：第一，吸收本国有成就的科学家成为学会会员，为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和共同攻关提供平台；第二，出版学术期刊，为会员发表研究成果提供阵地。该科学共同体信奉伽利略等人开创的实验科学传统。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与国家教育体制建立以及新型学术机构的产生有关。18世纪大革命后，法国建立了世俗化的统一的国家教育体制，建立了法兰西科学院，产生了一批专职的科学家；创办了欧洲最早的一批技术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使法国在科学领域超过英国，成为近代以来第三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德国成为近代科学活动中心得益于德国大学的教育改革。1910年洪堡参照法国科学教育制度创立了柏林大学，开创了近代大学的先河。洪堡提出了教学科研统一的办学理念，要求柏林大学的教授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创造性的贡献；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为此，柏林大学强调建立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制度，创建教学科研结合的制度化组织(实验室)，采用全新的教学方式(Seminar)。在此背景下，德国大学为本国培养了一大批一流学者，还吸引了世界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到1875年前后，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已由法国转移到德国。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以及将大学科技成果服务社会的理念密切相关。美国通过一套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促进了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从而推动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1876年，美国吸收英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创办了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创立了研究生院，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的进入使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培养了大量具有很高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美国研究型大学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学者和优秀学生，逐步确立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进而使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总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高度相关。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而一流大学往往与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因而一流大学也日益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志。历史证明，拥有众多一流大学与先进高等教育理念成为一个国家产生强大世界影响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系统梳理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将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是对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创新史的梳理，故不免有大量引文穿插其间，敬希知鉴。 一、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专业教育理念的传承 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划分依据是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关系。我们主要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两种理想类型：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前者是国家控制的一元结构，即高等教育系统的所有单位是一个大一统的正规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们具有共同的目标，由中央统一进行决策。后者是“社会选择”的多元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高等教育系统没有统一的目标，由各自治组织独立地进行决策。[4]这两大高等教育体系均源于中世纪大学。 1.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职业共同体，中世纪大学由教权、王权、城市自治权构成的超级权力体所控制。随着宗教势力的衰落和城市共和国的内讧，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从自由城市过渡到地方性君主国的趋势。16世纪地方性君主国时代来临，[5]大学开始由一个国际性组织演变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大学的外部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630年瑞典君王在大学中创立了第一个政府与政治科学讲座，这是民族国家介入大学和学术比较早的一个实例。自此之后，国家开始定义知识的类型(什么知识是有用的)，为大学设置办学目标(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才)。瑞典君王确立的大学服务民族国家的传统，1723年传入普鲁士，1729年传入皮埃蒙特，1774年传入奥地利，1789年传入俄罗斯。[6]1794年法国创办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正式将工程技术教育置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地位，确立了大学服务政府需要的理念。1810年洪堡改造柏林大学，开启了现代大学模式——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确立了大学公共服务机构的地位。19世纪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政府控制大学的模式为法律所确认，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