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软约束：高校群体性负债的深度分析

      作为一种融资形式，高校贷款缓解了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性扩张过程中的资金压力，然而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分析高校财务困境，探讨如何在制度上防止和化解高校的负债风险，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很多学者认为，我国高校群体性负债是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与国家财政投入相对不足矛盾下的现实选择。[1][2]然而研究发现，这只是高校群体性负债的表层诱因，它的形成是内在制度因素和外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于我国高校存在极其严重的预算软约束，这是造成当前高校财务困局的内在制度驱动与根源所在。[3][4]

      高等教育系统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会扭曲高校的微观行为，导致高校管理的道德风险、资金配置和经营的低效率、大学内部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能否硬化高校的预算约束已成为大学转型的先决条件。本文通过建立高校预算软约束DM模型，分析预算软约束与高校群体性负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提出硬化高校预算约束的对策。

      一、何为高校预算软约束

      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症，深深地嵌入在一国经济的政治环境和法律框架以及决策者的经济行为之中。预算软约束问题的逻辑链条由制度因素、政府救助动机、后果所组成(见图1)。

      

      图1 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因果链条

      其中，制度系统因素包括：所有权制度、政治制度、金融生态、监督机制以及法律体系等一系列影响政府救助动机和机构运营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当组织机构的正常收入不能弥补支出，或者失去偿债能力时，虽然政府可能会惩处这些机构负责人，但是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又几乎会自动地形成弥补其损失的动机。从政府救助动机与预算软约束所造成的后果看，一旦机构运营者事先预期到政府的救助动机，就会软化预算约束的效力，从而导致低效率的产生。

      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的两期时间非一致模型(简称DM模型)为研究预算软约束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预算软约束问题与投资体制所包含的信息结构和激励机制联系起来分析。本文借鉴企业DM模型构建了高校软约束DM模型，其博弈树如图2所示。其中，α为高校应对扩张所需资金选择在第一期向银行举债的几率；Bg为高校在不举债情况下，在第一期结束时获得的收益；R和B分别为在举债情况下，在第一期结束时银行得到的经济社会效益和高校获得的收益；σ为银行在第二期选择继续救助高校的几率；1-σ为选择清算的几率；Rp和Bp分别为银行选择救助，在第二期结束时得到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和高校获得的收益；L和Bl分别为高校被迫清算，在第二期结束时，清算产生的银行经济回收和高校获得的收益。基于高校预算软约束DM模型，可以阐述高校与银行之间的两次博弈过程。

      

      图2 高校预算软约束的DM模型

      第一次博弈(第一期)——举债博弈。此时高校面临急剧扩张发展所需的资金困难，向银行举债还是不举债，由高校自行决定，政府对具体状况并不十分知情。此时，银行假若事前认为向高校发放贷款时有利可图(ex ante profitable)，即R＞0，而且风险较小，则积极性高。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预算软约束。也就是说，高校在博弈中举债成功的概率比较高。在这一时期，如果高校选择不举债，而是依赖预算和自筹经费运行，在第一期结束时，高校获得的收益为Bg＞0。

      第二次博弈(第二期)——救助博弈。如果高校在第一期选择举债，到第一期结束时无力按时偿还银行贷款，那么在第二期时，银行(政府)将在救助或清算间作出选择。假若银行(政府)选择对高校进行救助，在第二期结束时，社会经济效益和高校获得的收益分别为Rp＞0和Bp＞0。假若银行(政府)不对高校进行救助，高校就无法自行偿还债务，从而陷入财务困境，将面临清算并最终走向倒闭。当高校被迫清算，在第二期结束时，清算产生的经济回收和高校获得的收益分别为L＞0和Bl＜0。当选择清算时，虽然银行(政府)用于高校的投入依然是第一期的投入(未偿还的债务总额)，但这部分投入已经成为沉淀成本，并且由高校清算引起的社会外部性成本也比较大，包括政治影响、金融损失等。规模越大、知名度越高的学校，其破产带来的社会损失也越大。由此可见，沉淀成本和清算引起的社会成本越大，银行(政府)在第二次博弈中选择继续救助的几率越大，即σ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

      另外，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预算软约束还会带来高校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此时，高校管理者会降低自己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高校效益，增加社会剩余损失。

      二、高校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原因

      1.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高校预算软约束问题形成的条件

      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高校服务强大的正外部性意味着一旦高校不提供服务，所带来的社会损失将远远大于其本身承担的成本，即倒闭成本远大于救助成本。高校外部性的大小直接取决于高校的规模，规模越大社会损失也越大。于是，就出现了TBTF(too big to fail)现象，即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因而，高校的倒闭成本又能作为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高校的讨价还价能力又与倒闭的社会成本成正比，所以高校规模越大，其得到救助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正是预算软约束发生的关键性条件。[4]也就是说，高校服务的外部性是其预算软约束形成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