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024-09 1949年之前民国时期的现代大学形态，基本上是三大板块：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相对于中国政府的学校实际上也属于私立）。办学首先需要经费，上述三大板块的大学群落的经费来源明显表现为，公立大学由政府出资、私立大学由民间集资、教会大学由教会赞助。由于经费决定办学，所以就出现了大学运作中三种力量：公立大学受制于政府的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校长的任命和经费来源上。私立大学受制于民间财团和个人的资助，受校董事会的权力制约，但同时受校长个人人格魅力的强烈影响，因此体现出私学家法的特性，尤其注重学生的人格陶冶。教会大学的特殊属性是有必须要遵从的教义教规的前提，和西洋文化的接受，才可能有自由发展；同时，由教会力量对学生进行心灵的渗透。民国时期公立大学必须要面对的动荡就是政治势力作用下的校长任命和学潮。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相对则稳定得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都有过因校长去留和任命时发生的动乱。一旦有好的校长，则可以稳定、发展和振兴学校。如罗家伦稳定发展中央大学九年，梅贻琦稳定发展清华大学十八年，竺可桢稳定发展浙江大学十三年①。 本文所谓的“学统”，是以公立大学中的国立大学为讨论对象。首先我引用霍尔丹勋爵在《大学和国民生活》中的名言：“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②因为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必须要承担起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人才培育、学术研究的重任，在此之上，则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担当。这是民族国家对自己国立大学的政治期待和要求。因此，罗家伦1932年上任伊始，首先在《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讲中强调“要把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③。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自在属性，是国立大学所没有的。因此，国立大学的教授们一直在争取教育独立，即争取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这自然是由其本身的“国立”属性所决定。 大学空间 激进的“新青年”—“新潮”派的学脉在大学空间的分布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学统。因为他们有师资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对后几所大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北大求新、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发散。《新青年》所张扬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为后来者树立起鲜明的标杆。如《新潮》对《新青年》继承和超越时所列举的新“元素”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④这自然与胡适作为前者的“顾问”、“指导”有密切的关系。 广东高师向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转型过程，与广州作为国民党革命的中心有关，这个转型的实际师资力量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雏形，尤其文科简直像一个新的北京大学。据1927年8月25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第19期的《本校文史科介绍》所列的教授名单看，他们大都是出自北京大学：“除须聘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等人外，新聘的教授有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⑤当然一部分人并没有聘到，但也有前边没有提到的如鲁迅、许寿裳、容肇祖（元胎）、董作宾（彦堂）、何思源（仙槎）、朱家骅（骝先）、伍叔傥（倜）、罗庸（膺中）、费鸿年等都先后到了中山大学。从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日记看，他到中山大学的第一个月（4月17日—5月17日）⑥和1927年10月13日—1929年2月24日的这段时间里，其人事来往，几乎都是北大的故旧。⑦ 顾颉刚本人具有编辑刊物和丛书的实际工作能力，他效仿北京大学文科的作法，为中山大学做了如下筹划： 今日议定刊物四种： (1)文史丛刊 由文科主任及各系主任编之。 (2)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顾颉刚等编。 (3)歌谣周刊 钟敬文、董作宾编。 (4)图书馆周刊 杨振声、顾颉刚、杜定友编。⑧ 中山大学的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院院长傅斯年以“语言历史学”为路径和门类所确立的学术研究的崛起，开学界新风。他们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⑨是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继续和发展，他们所办的《民俗》周刊更是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的南下。而在“民俗学”中，他们特别看好歌谣等鲜活的民间文学，这正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因顾颉刚、江绍原在中山大学执教，带动了钟敬文、容肇祖在民俗学领域的崛起。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一直是传统的优势学科，至今设在这里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是这一优势的体现。⑩而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语言学在人文学科里最具有科学性，随后他在中央研究院建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直到今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还保留着这一建制。 据《顾颉刚日记》所示，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是以他原北京大学的三位弟子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人。这三位原“新潮社”的弟子，此时都在中山大学。他们“三人即在粤商量筹备事宜”(11)，随后，他们三人返北京，以傅斯年主事“历史语言研究所”，顾颉刚、杨振声分别到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