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去世后，他当面向温家宝提出的意见——“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引起舆论的热议。有人称之为“钱学森问题”。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一系列的疑问，诸如：中国大学现状如何？问题出在哪里？大学教育有没有更好的模式？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把大学办好？等等。当然，不只是钱学森有这样的疑问。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目前各方面都不满意：学生不满意，教师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用人单位不满意，批评来自社会各界。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完成了一次大跃进，以超常的速度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每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600多万，其中硕士生招收40几万，博士生招生达6万之多。招生规模短时间扩张5倍，但是培养出来的真正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素质甚至还在下降。这实际上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白白地搭进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硕士；硕士整体水平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本科生；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专科生。任继愈生前看了提交国家图书馆的博士论文，认为一年比一年水平低。中国博士生的数量超过了美国，但质量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基本不沾边。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鲜有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大学却毕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人才。那时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处于学术前沿并不是个别情况。当时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拿到硕士学历，至少二十四五岁了，才能参加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样的学制，拉长了学生在校求学的年限，推迟了青年人自立谋生的年龄，使一些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水涨船高。学历膨胀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游戏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误了国家和民族。 中国有现代大学100多年来，学术风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败坏。君不见，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么多大学校长、院长，卷入抄袭、剽窃等学术丑闻，被新闻曝光后，官照做，权照掌？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权学交易成灾，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一边当官一边猎取博士帽？猎取学位的过程中，不但有金钱的交易，甚至还有性交易。高官读博士，一般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或枪手代笔。 学术研究严重泡沫化，直接的表现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研究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陷入方向性的迷失。 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大学教育，追求公平本来是一个基本的价值维度。但现在的高等教育却越来越不公平。其表现很多，诸如各省市高考门槛差异很大，社会批评不断，就是不见解决的举措；各种高考加分政策，演变为权贵家庭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暗箱通道；高昂的学费早已经超过了贫困家庭的承受能力，一些贫困学生已经放弃高考；名牌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低，来自弱势群体和边远地区的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也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教育部主导的所谓“985工程”、“211工程”，都是人为地把公共财政经费向少数大学集中，以行政的力量把高等院校分为三六九等。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打造出来，却在不同高校间铸造了歧视性门槛。更荒唐的是对民办大学的歧视。在经济领域，中国民营企业已经超过了半边天，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只有四分之一的民办大学取得了学历教育的资格，而其他四分之三的民办大学，连发文凭的权利都没有。至于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的权利，更是一所民办大学也没有。教育行政部门主观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即使允许招本科生，也被列在“三本”。在招生生源起跑线上就处于劣势。而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的研究型大学比公立的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但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为什么民国时代燕京、南开、东吴、圣约翰等著名民办大学可以和国立大学一比高低？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严重供不应求趋近供求平衡，而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另一个基本价值维度。现在的大学，却出现了与自由完全相悖的趋势。行政部门的强势规定，使中国越来越多的院校失去特色，走向千篇一律。直接伤害学术自由的名目就更多了，且举两个例子： 其一，过去高校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教授们只要做好准备向学校报备，学校向当地外事办报备即可。从2007年开始，学校和地方都无权批准国际性学术交流，必须要提前一年以上向教育部相关机构报批，得到批准后才能办会。而国际间的学术研讨会通常自身要准备一年左右。由于教育部的批准流程通常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也要送审，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因此流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