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时代》中说：“我们将把19世纪经济思想中伟大的确定性思想，与现时代面临问题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进行对比。19世纪，资产阶级确信资本主义的成功，社会主义者确信社会主义的成功，帝国主义确信殖民主义的成功，统治阶级认为他们注定要统治。现在这些确定性几乎都不存在了，考虑到人类今天面临的令人沮丧的复杂问题，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也应该是支离破碎的了。”〔（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著，刘颖、胡莹译，《不确定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P1-2〕没错，现在有很多东西已经支离破碎了，大学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认为大学一定会成功。 一 大学是什么？像企业，像政府，也像大家族。在这种不确定的时代中，要找到一个关于大学的确实定义并不容易。我们已经很难从整体上定义大学的内涵和价值，也并不确信大学真的就是在为了“高深学问”而活着。从欧洲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比国家还老，而与时刻需要有生存危机的企业相比，大学更能活得长长久久。有人说，大学是不会死亡的企业，也是不会灭亡的国家。在唯一不变的是“变”的时代里，承载着国家的使命、承担着社会的期待、承受着自身的传统的大学，其身份和身世都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大学并不从来都是这样。“大学”这个词在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已经具有了它特定的形式和内容，蕴含着它在欧美文化背景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在传统的教育学结构中，教授是享有特权的人类学知识的“承载者”，就像神学时代的圣经注释者一样，一方面成为使主流文化正统化的经典书籍的监护人，另一方面又是其中所包含的“一般”知识的传播者。在这样的状态下，师生间关系的垂直模式既保证了思想的毫无偏离地直线传播，又抑制了新思想的创生，从而加倍有利于维护长者、先知者的权威和地位。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大学”这个概念却有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学术机构。 长期研究中国大学演变的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认为，中国大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许多中青年教师一直在同一所大学工作和生活，各大学主要留任自己培养出的毕业生。每一位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都能详细讲出自己所在系或单位的情况，有时还能追溯到很早的年代。每所大学都有着独特的风貌和个性。长期以来，员工们一直工作在一起，在风云多变的年代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形成了这种团体个性。（许美德著，许洁英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P6）在她所描述的中国大学形象中，我们看到的大学仪态是从容不迫的，安静而坚定的，有信心也有恒心来慢慢处理校内外事务的。然而，她看到的情况是以前的。 不知道是在教育学相互批判的基础上，还是通过大学不断适应社会的模式，师生间关系的垂直模式渐渐改变，产生了一种对立的教育学，并打破了核心课程及其所表征的高级教授作为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结构，释放了为其所教化和支配的各种不同的力量。对于师生关系来说，起支配作用的规则从先验的制高点进入到批判主义的互不干涉的情境之中。师生关系减少了相互性，彼此激发和共同建构的力量正在减弱。在信用体系缺乏正向激励的场域中形成了一种集体默契：你从我这里拿走你想要的，我从你那里拿走我想要的，之后，我们告别吧。 显然，教师和学生都失去了耐心，大学也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培育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胆识的欲望，也失去了与教师和学生一起慢慢成长的信心。在这样一个动辄全球化，动辄与国际接轨的不确定时代，大学就像一个拿不稳自己未来命运的孩子，任由各方力量的摆布。当国外的报纸公布排名的时候，它忐忑不安或无言以对；当国内的网站公布排名的时候，它沾沾自喜或怒不可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变成了国内一线大学的神话式追求，此时大学向内自省、向历史承接的习惯却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再披上一件件漂亮的外衣，久而久之，大学也就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变得臃肿不堪，要挪动脚步转换半个方向都变得无力而难堪。那么，这里还是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己任的大学吗？大学如何就被盗走了真实身份？ 二 在一个确定的时代，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学生、一个大学教师都是比较舒服的——我们不用养成这样的习惯：面对每一个符号、口号或知识的强权人物都要经过层层盘查（甚至“人肉搜索”）之后再决定是否要相信他。是的，学术规训要求我们养成批判思考的习惯和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中不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制度和组织。批判思考是一种学术训练，是一种“求真”的法术；而可信的制度和组织是我们得以聚合到一起的黏合剂，它能让我们更加淳朴，更易于触摸，获得一种真真切切的实在感，并能因循它而把公平、正义、信心和关怀传导到每个节点、链条和末梢。因此，由制度和组织所保证的信任机制是一种“求善”和“求美”的能量。 当我们用这种法术和能量来度量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与教师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时就会发现，所谓的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变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关系的叠加。衡量一个学术组织的学术水平的标尺不是唯一的，衡量大学行为的限度的标准不是唯一的，衡量一个大学教师的价值的向度也不是唯一的。这就好像一个多币种流通的市场领域，各种不规范的交易行为让我们防不胜防。我们的神经随时都在接受各种刺激而产生应激反应，久而久之直至麻木——因为面对绝大多数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