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随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培训项目赴英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比较详尽地考察了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诺丁汉大学、利物浦大学、埃克塞特大学以及英国大学联合会、英国文化委员会等等，同时也顺访了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华威大学等等。我本人曾到英国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地了解其大学的管理和运作系统，也没有如此集中地听到这么多大学校长及其管理层描述自己的办学现状和办学理念，因此收获甚多。不过稍加留意便可以发现：英国高等教育的走向固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也不乏可质疑之处。 一 英国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构成了所谓的“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其中包括英格兰最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苏格兰最古老的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地处伦敦的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国王学院，以及曼彻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伯明翰大学等等，也包括近些年异军突起的华威大学（罗素集团中的其他八所大学是布里斯托尔大学，卡迪夫大学，利兹大学，利物浦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即使是“罗素集团”的大学也还至少可以分为三类。 就本次访问所及的大学而言，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对其学术实力显然更多自信，其领导层的“问题意识”、教育理念及其所关注的领域可能都会引起中国高校的更多共鸣。他们的所思、所虑、所为主要并不涉及“经营”，而仍然在本身的知识传承、知识创造及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伦敦大学学院的副校长迈克尔·沃顿（Michael Worton）就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希望企业界参与大学、甚至参与课程的设置，好像企业可以比大学做得更好，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追求利益与追求高等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企业目标和商业利益的过多介入会改变大学的性质。” 在第二类的诺丁汉大学和利物浦大学，首先感受到的却是比较明显的“商业化”动机和“产业化”倾向。即使在科研方面，这些大学优先发展的学科也大都属于商业前景较好的领域。有人认为这是经费方面的差异所致。比如英国政府下一年度的教育拨款缩减20％可能已成定局，而根据英国大学联合会（Universities UK）官员奈杰尔（Nigel Semmeus）的统计，英国大学平均有61％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所以这一影响非同小可。诺丁汉大学目前有三万六千名在校生、七千名教职工，据说每年的总经费是四点六亿英镑，已经相当紧张；而利兹大学则干脆开始裁员，以缩减开支。相比之下，剑桥大学在校生约为一万八千人、教职工八千八百零七人，二○○九年度的经费总额高达十点七四亿英镑；伦敦大学学院在校生约为一万九千人、教职工四千三百多人，二○○九年的经费总额超过九亿英镑，大概也不必太过发愁。但是像利物浦大学在校学生只有一万五千人、教职工四千九百人，每年的总经费是三点四亿英镑，再加上其热带医学院的收入三点七亿英镑，共有七点一亿英镑之多。 另有一类后来居上的大学，也许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有所相似。比如建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华威大学，目标是在二○一五年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二十五名。而目前尚不属于“罗素集团”的埃克塞特大学，也明确提出要在二○一五年以前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一百名。这一类大学似乎特别重视管理工作，某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甚至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称为首席执行官（CEO）。 上述情况应当使我们想到美国学者贝拉（Robert Bellah）对金里奇（Newt Ginrich）《重塑美国》（To Renew America，1995）一书的批判。金里奇当时正打算竞选美国总统，而他所描述的图景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代之以医学，我们有了医疗产业；代之以大学，我们有了教育产业。医生不再是权威而是雇员，我们不再是病人而是顾客。”于是商业模式被推广到各个领域：医院院长、大学校长成了CEO，医生、教授成了雇员，病人、学生成了顾客；据说“有位主教也自称CEO，从而暗示出神父们也是雇员、信众则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贝拉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专业工作者被视为提供高度专业化服务的小贩”，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对职业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趋势进行挑战和抵制”。没想到贝拉当年所讽刺的，居然在某些英国大学成了现实。由此而冲击“世界大学排名”，可能特别值得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反省和警惕。 二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的优势何在？我觉得或可归纳为“确立标准模式”、“创造有效概念”、“引领研究方向”、“依托自身传统”等四个方面。 所谓“确立标准模式”（Standard Models）的先天资本，在于英语从十七世纪以来逐渐建立的统治地位（罗伯特·菲利普森在《英语传播政策》中说：“英语在一六○○年只是一个小语种，但是在不到四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展为现今国际间交往的重要语言，如此惊人的进步应归功于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在征战、殖民和贸易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见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二○○一年版，709页）。而通过学术刊物、图书出版、语言教学等等，英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始终在强化这一优势，同时也由此获得相当可观的资源。比如二○○九年剑桥大学实际获得经费十点七四亿英镑，其中政府拨款二点零二亿英镑，占经费总额的18.8％；科研经费二点四三亿英镑，占经费总额的22.6％；学费收入零点七七亿英镑，占经费总额的7.2％；慈善机构捐款零点五九亿英镑，占经费总额的5.5％；其他收入一点零三亿英镑，约占经费总额的9.6％；而雅思、剑桥英语等机构的收入高达二点一六亿英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收入也有一点七四亿英镑，两项合计三点九亿英镑，占总经费的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