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1－0060－06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蔡元培等人提出在中央建立大学院管理全国的教育，在地方实行大学区制。大学院与大学区的实行，对于我国的高校设置影响深远。 一、大学院、大学区制探源 除了深受法国大学区制的影响外，民国大学院与大学区成立的原因至少还有以下三点： （一）高校分区设置的历史传统 在晚清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就曾规定此后全国学务皆归大学堂统辖。何炳松认为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时的地位“好像是以大学校长兼任教育部部长，而且大学和教育部两种职务在当时混而不分的，因为管学大臣虽然经理京师大学堂和全国学堂一切事宜，但是他除以京师大学堂为大本营外，并没有独立的机关，这可以说是我国最初的‘大学区制’了。”[1]91王凤喈也认为“当时管学大臣一面为京师大学校长，一面又为全国教育行政机关长官，颇与近年施行大学院制之大学院长相似。”[2]322蔡元培曾在译学馆任教习，对这种制度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在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期间，就建议实行大学分区：“专门教育，由教育部直辖分区规定，次第施行。”[3]为此，教育部曾制定出《划分大学区议案》，拟在北京、南京、武汉、广州设四个大学区，分别将该区附近的大学合并为一所大学。[4]后来，蔡元培又提出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省立大学采用大学区制：“省立或区立大学，采法国大学区制，以大学为本省或本区各种教育事业之总机关。”[5]后来袁世凯、范源濂、陈宝泉等人都提倡大学的分区设置，尽管在具体的细节上有诸多不同，但在分区设置高校这个原则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二）教育独立的思想基础 蔡元培对于教育独立，也早情有独钟。1912年2月，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就提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6]1922年，蔡元培又发表《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并将教育独立与1912年所提的大学区制联系起来：“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7] 由于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的腐败，蔡元培更加坚定了教育独立的信念。1927年6月，蔡元培正式提出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关于国民政府应添设教育部问题，元培等筹议再三，以为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8]“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于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骛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机关也。”[9] （三）天赐良机 大学院的成立亦具有时机：“当时国民政府方以全力应付军事，对于教育事业，尚无具体计划，余与李、张、吴诸先生以教育不可无主管机关，又不愿重蹈北京教育部以官僚支配教育之覆辙，因有设立大学院之主张。”[10]“自宜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大学区的办法，是由大学校长兼管本区的中小学及其他特殊教育，教育行政都归大学教授组织，并且有研究院担任种种计划。”[11]99其新制之枢纽，是“教育学术化”与“学术研究化”。[12]31 二、大学分区设置之纠纷 （一）大学区制之试行 大学区制通过之后，蔡元培立即预备在广东、浙江、江苏三省试行。由于教育委员会认为：“惟广东方面，中山大学由广大改办时筹备经年，成立未久，一旦改制，未免变更太速，且现距下学年开学不远，筹备亦恐不及，似应照原提案人建议，准其暂缓实行。”[12]30 大学区制首先在江苏、浙江试行。1927年7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裁撤江苏省教育厅。7月9日江苏大学区正式开始办公。省内的九所高校合并，改称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张乃燕为校长。1927年8月1日，浙江省务会议议决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专门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另筹文理学院，合三院组织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区成立。 1928年底，北平试行大学区制。在此之前，张作霖曾驻军北京，派刘哲任教育总长，下令将北京的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成一所，取名京师大学校，刘哲兼任校长。1928年8月，南京政府决定将京师大学改为中华大学，任命李石曾为校长。8月，决定施行大学区制度。9月，中华大学改名北平大学，将原合并起来的九所高校，连同在北平的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天津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一起改组为十一个学院。 （二）高校设置的两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