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10)01-0009-04 一、大学公共危机的内部诱因 我们所讨论的大学，在危机意义上则直接指向大学中的主要构成群体，即教师、学生和他们所寄身的组织。当大学内部产生危机的时候，“大学”这时是指代大学组织本身。众多的大学内部诱发的危机往往显示的就是大学组织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立。当大学与外部产生价值冲突的时候，大学则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被定义的，它包括大学组织及其所拥有的教师和学生群体，这也是大学的中间力量，他们在大多时候就是大学的化身，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也主要是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的。所以，从本质上看，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大学危机的真正主体都是大学教师与大学生。 1.现代性：大学的自我迷失 自从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它在社会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广泛的职能，这也成为高等教育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当代大学在承载过多的社会职能的同时，大学的组织性质正在逐渐蜕变。 大学毫无原则地对社会迎合、顺从和适应，愈来愈倾向于把服务社会和引导社会割裂开来，把大学简单视为人才的加工厂，把技术开发视为大学获取功利的目的，把学术自由当做科层管理的对象等。特别是个别大学组织把精力放在如何挣钱等以营利为目的办学行为上，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将埋藏着冲突的祸根。它仅仅像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所描述的那样，现代大学是“由中心供暖系统维系在一起的一系列独立的学院和系”[1]。大学已经失去了其教育意义。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日益沦为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和工具。如此，“教育对于人类文化来说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就因此被速破坏和消解掉了”[2]。 大学日常管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基于经济理性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对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理解的肤浅化等因素，使大学忽略了价值关怀层面对于大学功能的规范。在价值关怀上存在欠缺的大学功能被看做事实上的有用性，失去了灵魂的大学被部分人通俗地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社会设置，而不是人类精神与价值的守护家园[3]。 大学的功能在丧失了价值关怀后可能带来三个方面的后果：首先，它削弱了大学对于自身纯洁性的认同与期待，赤裸裸的经济理性、冰冷冷的毫无人文关怀并且伴随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技术依赖、与政府和市场的前所未有的亲密使大学不再是一片净土，近而导致了大学自身的行为失范，并在大学内外孕育着危机。其次，现代性下务实的物质刺激和对技术的迷信使制度和规则因为价值的缺失而难以实现对人精神的引导和教化，制度运行滋生的利益群体促使更多的人试图通过更大的力量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这样在现实上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利益的维护需要规则，而利益的扩张却需要打破既有规则。危机自此而生。最后，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还体现在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与大学对社会进步的价值承诺之间的矛盾。 当大学对社会进步的价值承诺逐渐弱化时，我们看到的是大学这一机构的一种退化。今天大学正在成为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的编外机构和政府的附属机构。虽然大学还在名义上承担着教学、科研等任务，还在名义上守望着人类对于知识与创造的价值追求，但大学已失去了对于人类利益高瞻远瞩的价值关怀，在与企业、政府等机构的互动中变得势利。这就使得大学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功能的客观事实层面，而放弃了大学之为大学的本真意蕴，从而导致组织成员的认同危机或信仰偏移，进而催生危机。 对此，法国1968年学潮的发源地，南岱和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图罕(A.Touraine)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们还能一再回避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吗？从德国柏林到法国南岱和，从捷克布拉格到意大利的特伦多的一系列学生运动，是否表现了一种崭新的挑战社会方式(不管就理论还是就实践而言)，并从而泄露了崭新的社会宰制形式与崭新的社会冲突形式？假如知识与科技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机，恰如资本积累时期是旧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里所占据的位置不就像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吗？那么学生运动不就和前阶段里的工人运动具有同样意义吗？”[4] 196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学生在“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口号下，反对校方家长式的管理及陈旧的校规，发起“言论自由运动”，学生们走出校园，拉开了学生运动的序幕。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的数座大楼，抗议学校为越战服务的研究项目和种族主义政策，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虽然有其针对政府的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抗议，但是对大学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迷失和价值失落的抵制无疑也是运动的原点之一。 对于大学的自我造反，诚如一位研究美国学院革命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当代的先进社会体系也许将陷入一种由他们自身所发展除了前所未有的辩证冲突，并进而威胁到体系内在的稳定性”[5]。 2.信任危机：主客体双方的纳什均衡 大学毕竟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它要追求组织的效益，而作为从政府手中接受拨款的机构，它又必须对政府负责，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整个社会的现代性推动，大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巨大的文化失落和社会变迁面前充满危机。 面对纷乱的世界和矛盾的自身，现代大学步履艰难地试图摆脱危机。一方面，当代大学在贯彻自己的理念和使命的时候，政府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使布鲁贝克意义上的政治论因素超过了认识论的因素，致使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把学生和教师的忠诚度维持在一个理想的程度上，从而导致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但是大学为了维持组织的合理性又不得不求助于程序化的更加强大的制度规制。这就使大学组织中充满着失信和敌意。大学当局不信任学生或教师，而大学当局的公信力又因为以上缘故而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转型时期的信任危机正在生成。在社会转型期，当法律等社会规范缺乏或执行不力时，对行为的预期就会存在相当高的风险[6]，于是失信产生。马克斯·克勒(M.Scheler)曾极为深刻地揭示现代性的“价值颠覆”性质[7]。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就是怀疑、批判、否定，就是反传统。这种意识和潮流在改变着社会的同时，也在修正着大学各组织成员的价值观。而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公立大学中的公共权力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执行者，公共权力同时还是规则的监督者，组织成员对大学当局的公信力之怀疑的根源即肇始于此。这是一种失衡的权力，公共权力的公正性不能得到保证，其有效性自然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双方的职能合作就只能求助于唯一的渠道——制度。而这种态势下的制度内核无疑是充满怀疑和规制的即所谓“纳什均衡”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