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0)01-0001-10 随着规模的增大和类型的增多，今天的高等教育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越来越庞大，甚至无所不包；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功能越来越泛化，甚至无所不能。作为高等教育主要和基本的组成部分，“现代大学是一个庞大的、四方延伸的、多面孔的机构，既从事教学，也从事研究，既包括学术科系，又包括专业学院。有些科系遵从传统的学术目标——超越利益的真理追求，还有些科系则不过是乔装打扮的职业学校”[1]。在此背景之下，高等教育是什么开始成为一个问题，给高等教育下定义成了一项挑战性的工作。“想要用清晰有限的术语说明‘高等教育’(甚至仅仅是‘大学’)的目的是不可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实际情境的。再也没有比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有关高等教育理想性质的争论更无意义的事情了。”[2] 事实上，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高等教育的内涵一直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早期的职业教育到稍后的自由教育，从15世纪末开始的专业教育到20世纪中期兴起的通识教育，从近代大学对高深学问的强调到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新职业教育主义的兴起，回首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一方面是沧海桑田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矢志不渝的追求。现实虽然是复杂的，但历史是清晰的，在变与不变的轮回中，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一直维系于学术与职业、通识与专业之间微妙的平衡，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绝无一种纯粹的、理想性质的高等教育。“除了结构和规模的显著不同外，高等教育系统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至少履行着三种完全不同的职能。第一，专业训练的职能，即为法学、医学和神学等专业提供训练的传统职能。这一职能以后扩充发展了，包括工程技术专业。第二，普通教育的职能。普通教育起先只是作为专业训练的基础，而后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化和理智教育的职能。第三，生产新知识的职能。在现代社会，这一职能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3]由此观之，围绕着学术与职业、通识与专业，今天的高等教育大致可以概括为学术教育、职业教育、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四种理想类型。“所谓理想类型，是从一定的角度出发对现实中某类成分的抽象化，这类成分从不以纯粹的形态存在于现实之中。‘理想类型’不是描述性概念，它并不对应于某个具体的经验实体。理想类型是一种‘概念上的纯净体’，但它不是思辨的产物；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又高于经验。”[4]学术教育、职业教育、通识教育以及专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同样如此。它们以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又超越于高等教育当下的实践。在今天的高等教育实践中，大学普遍提供多科目的教学和研究，从自由学科到实用学科，从学术性学科到专业性学科，从非功利学科到职业性学科应有尽有。由于高等教育职能的多样化，大学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学术共同体。今天的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由教育背景和价值追求迥然不同的教授、学生和行政管理阶层共同组成的，履行着各种不同的教育职能的松散联合体。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实践，唯有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才能有助于厘清高等教育职能中“科学、文化和需要高深学识的职业或专业”[5]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按照理想类型来分析，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政治、经济体制有多大差异，也无论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多么不同，只要选择了以“大学”作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其高等教育均能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所构成的“图谱”中找到对应的“谱系”。 一、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也称普通教育，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上均和自由教育密切相关。自由教育最初起源于古希腊雅典的“自由民”所能享受的教育，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三艺”和“四艺”。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是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作为对完美的高贵气质和对人的优异的培育，自由教育在于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异和卓越。”[6]源于希腊的自由教育传统对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大学培养出的法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神学家对中世纪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大学主要还是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学校。以“七艺”为代表的自由科目虽然一直是文学院的主要科目，但并未因此而改变中世纪大学职业教育的性质。如哈罗德·珀金所言：“如果有人认为，文学部与专业学部相比，较少具有功利性和职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可能不再继续就学，文学部为他们在读写、辩论、思维、计算、测量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方面提供的有用训练，使他们适于承担教会和世俗政府中的种种职业。以辩论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个个变得能言善辩。学生们正是依靠这种本事在布道、法庭听证和政府讨论中崭露头角的。”[7]在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以“自由七艺”为核心的自由教育演变为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此时大学才开始从职业教育转向人文教育；18世纪后期又衍生出新人文主义运动，对近代大学的创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世纪后期，以欧洲自由学科(Liberal Arts)为基础形成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最终在美国演变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以弥补专业教育所存在的褊狭。与自由教育和人文教育一样，“普通教育意味着一个人在职业培训以外的全面发展，包括他的生活目标和文明化，情感反应的纯净化，根据我们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成熟化”[8]。 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中最古老也最具生命力的一种理想类型，它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并经久不衰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上，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及科学尚未制度化和专业化，大学一直以普遍知识和自由知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排斥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赫钦斯就指出：“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职业性的气氛对于引导学生理解学科是灾难性的。”[9]道理很简单，普遍知识和自由知识的价值观通常认为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实践性的，因此不适合于大学，相反一门专业或职业在实践中比在大学中学习更好。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认为，大学(university)就是一个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是进行自由教育的场所，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应该在大学校园之外的科学院或研究中心进行。“在纽曼的大学中，对专业而言，是没有生存空间、也受不到尊重。允许自然科学存在，但处于大学的边缘。人文科学——通识的、传统的、博学的——不仅是大学的核心，而且就是大学本身。正是人文科学构成和塑造了绅士，也正是绅士界定和体现了专业。不是专业塑造了人，而是人塑造了专业。”[10]总之，由于受社会发展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加之大学本身的保守性，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高等教育的目的一直是为了追求普遍的真理而不是培养某一学科的专家。大学就是“以传播知识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有许多其他机构比大学更适宜作为促进哲学探索和拓展知识界限的手段”，“大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理智的培育作为其直接范畴，或者是投身于理智的培育”。[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