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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2007年某高校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需求特征及其资助选择行为背后的决策特征。本文的研究特点在于调查问卷的设计通过题目设置的隐含信息去甄别受助者与本次研究可能存在的博弈，利用近3000个第一手大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取得了如下成果：(1)将众多资助模式分为三大类——无偿赠与型资助、即时付费型资助与延迟付费型资助。(2)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供给与需求是不匹配的。(3)“资助悖论”反映了受助人的决策总是采取有悖于资助者的行动策略。
图1 各类资助所占比例和获得相应资助的学生比例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4-2005年“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调查”。 虽然“高等教育资助模式的总体变化趋势是从无偿资助向有偿资助转变，从以助学金、奖学金为主向以学生贷款为主转变”，但“什么是向学生提供资助的最好形式应是学生资助研究关注的热点”[11]，因为“什么特征的资助对象应对应怎样的资助方式”。以往关于这方面的多数文献局限于对国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证据寻找，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分析，本文的研究将对应其微观基础，尝试构建两者之间的一个桥梁。 本文将利用2007年对某高校近3000个已提出资助申请学生的调查数据，从微观基础即个人的资助需求角度出发，对高等教育资助受助者的选择行为与决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什么特征的资助对象应对应怎样的资助方式”。 二、相关文献回顾 伴随着美国上世纪70年代来自不同渠道、具有不同用途、附带不同资助对象、条件与标准的“基于经济需要的资助”(financial need based aid)②和“不以经济需要为基础的资助”(non-need based aid)的具有独特资助职能的各种资助模式的出现③，国外学者的研究大量集中在通过资助政策对资助对象在择校、入学率、在校期间表现、未来收入与发展、职业选择等方面的影响来进行政策评价(Cornwell and Mustard[12]，Cornwell，Mustard and Sridhar[13]，Dee and Jackson[14]，Dynarski[15]，Dynarski[16]，Long[17])。这类文献侧重于对资助政策效果的评估，以此建立资助模式的取舍标准，且研究绝大多数针对发达国家展开分析，一些可借鉴的研究结论集中在比较老的文献中。如圣约翰的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的学生资助对不同收入类型家庭的学生的效果不同。(2)与其他收入组相比，助学金的增加会最大程度地促进最低收入组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3)贷款的增加对促进中等收入组学生入学机会的作用要大于对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组学生的作用。[18]由于学生贷款比助学金能降低政府开支，学生贷款使成本—收益的分配更加公平，学生贷款可使高校对学生更负责任，学生也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因此，学生贷款“综合了商业活动中的所有优点”。[19]世界银行1994年的研究报告《高等教育：经验和教训》中同样提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是少数精英，他们的潜在收入比同龄人要高出许多，因而学生资助的主要形式采用政府担保贷款而非助学金是适宜的”[20]。世界银行2003年的另外一份报告同样指出，在资助贫困学生方面采取学生贷款(其还款计划可以根据借款人毕业之后收入情况来调整)的方式更为可取[21]。 近年来，建立在“风险中性”假设之上的人力资本理论在分析时遇到了解释上的困难，它集中在通过新经济学等理论去解释与评论资助的效果方面，如
rn B.Bodvarsson和Rosemary L.Walker在研究父母对学生在校支出的无偿资助是否妨碍学生学业表现时指出，由于无偿资助不需要偿还，同时资助者很难对受资助学生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会产生道德风险，无法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而借助学生贷款和勤工助学等资助形式的学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偿还贷款与利息或占用时间付出劳动，如果获资助者学业失败，他将面临较高的成本，因此学生贷款和勤工助学等资助形式会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父母的无偿资助和助学金对学业表现有负向影响，而勤工助学和贷款则对学业表现有正向作用。[22]Erik Canton和Andreas Blom在评估墨西哥一项学生贷款项目对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时，从类似的角度分析了贷款对学业表现的作用机制，即贷款有可能使学生减少其他占用个人时间筹集教育费用的活动，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业之中；与赠与相比，贷款更有监督能力，贷款者在学业上表现更优。[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