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信任与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兴起、发展及论争① 1.大学信任的损蚀 信任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减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交往与联合具有重要意义。福山认为，“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1]但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公众等群体对大学的信任却正在不断损蚀(erosion)。正如马希(W.Massy)所言，人们对于学院和大学不再怀有敬意，只将其视为一种产业。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大学正走向崩溃，但以前对学术的高度信任的确在损蚀。[2]在社会看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背弃和偏离了教书育人的传统角色和使命。 社会对大学信任的降低与财政因素有关。在美国大学产生的信任问题比较典型。1995-2005年，美国四年制私立学院和大学的生均学杂费上涨了36％，四年制公立院校生均学杂费上涨了51％，社区学院生均学杂费上涨了30％。而与此同时，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拨款却在下降。[3]公众对不断膨胀的受教育成本的关注，最终变成对大学信任的损蚀。 有关大学“信任危机”的提法在学界存在争议。伯恩鲍姆等学者认为，“信任危机”只是部分人士的观点，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意见，而且缺少系统性证据的支撑。不过他也承认，“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程度已然下降”。[4]也许，为美国高等教育进行辩护本身就意味着美国大学的信任问题已经到了须加以重视的地步。 在考察英国高等教育时，马丁·特罗曾提出“十大疑问”，其中之一是：英国历届政府对大学信任的逐步下降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政府对大学的持续敌意。[5]当政府对于大学的信任度持续降低，大学内部的自我改进就得不到支持，而那些用外力来推动大学变革的观点便得到了强化。 在现代大学发展中，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大众化的本意在于将接受高等教育由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广大公民的普遍权利，并推进民主化进程和实现社会平等，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学生人数的扩张使所有阶级都获益，但不均衡的是，原有特权阶级从中得到的好处更多……大扩张急剧地颠倒了人们的期待，重挫了人们的希望，并增加了学生的不满。”[6]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公共财政的紧缩，“大学是‘圣域’或‘私域’的观念——学术组织相对于其资助者所具有的终极意义的不可渗透性——已被打破。一种更具管理主义和更专断的权威和权力模式，从自由协商的赞助关系中浮现出来。”[7] 也许从更宽泛的社会视角看，公众对整个社会组织的信任都在下降。有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公、私机构决策的信任都在不断丧失；公众对社会机构的问责并不局限于高等教育。[8]由“改造政府”到“改造企业”所产生的政策话语，具有强烈的“政策外溢性”。“改造大学”并对大学进行问责，成为行政问责制和企业问责制向高等教育领域的合理延伸，并从关注投入和过程转向聚焦可测量的目标、绩效指标和顾客服务。 可以说，大学信任的损蚀为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兴起埋下了伏笔，也是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当“失望成为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市场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及所有二者相互结合系统的一个主要问题”时，[9]借助问责这一制度安排，以了解大学产出、效率、质量等多重目标实现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试图修补或重建对大学的信心乃至信任的深层期待。 2.对高等教育问责制的纷争 尽管高等教育问责制因重建大学信任而起，但在现实中，人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形成了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问责制会破坏社会对大学的信任。“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左右，管理主义已经取代了信任。与之相联的一个风险是，问责制会成为不信任的源泉而非对不信任的补救。”[10]贝尔特(Patrick Baert)提出，当大学的公共信任受到破坏和侵蚀时，人们往往寻求通过外部规章制度和业绩考核的方式来重建公众信任，但考核会使那些“抱怨更多的人……获得更多更好的利益。”[11] 对于问责制与信任的关系，特罗认为前者对后者具有破坏性。他直言不讳地提出，问责制是对信任的替代，强化问责制的努力往往会弱化信任；问责制愈是严厉和具体化，就愈难以揭示高等教育机构真正需要为之担负起责任的深层事实。[12] 与此相对，另一派观点认为，高等教育问责制有助于大学信任的重建。一方面，问责制提高了大学运行的透明度，为外部群体审视和检查大学内部的财政状况与教育活动敞开了方便之门。美国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指出，为应对21世纪的挑战，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创建一种强劲的问责制和透明文化。[13]美国斯佩林斯委员会(The Spellings Commission)甚至主张，“透明度就是信任”。[14]在威尔曼(Jane V.Wellman)看来，“高等教育问责制包含了公共信任的维度，这要求以公众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沟通。”[15]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只有信息充分和公开，教育管理部门才能形成科学的决策，广大教育消费者才能就教育供给作出合理选择。在问责制的要求下，大学必须就诸如成本、价格、学生学习结果等事务进行报告和证明，与学生及其家庭等利益相关群体分享信息，从而为赢得信任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