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强音。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积极鼓动、言说、探索与实践。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做强、做大，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便是高等教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陈平原先生曾指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少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1]2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蔡克勇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如是说：“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提供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够基本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在经济、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国家称得上高等教育强国”[2]。时代的重任与企盼，需要我们再次反观历史，从中汲取营养与智慧。陈平原在《中国大学十讲》中认为，“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3]237陈平原先生对南开之路的高度评价，使我们对上个世纪南开之父张伯苓所开创的南开之路有了强烈的探求兴趣，南开之路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何以形成？它的现实魅力又在哪里？当我们带着这一系列疑问走进南开办学历史实绩中，“知中国，服务中国”7个大字的丰富意蕴令我们玩味无穷。1928年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南开大学发展计划书中所言：“南开之演化，实吾国革新运动历史之缩影。南开发展之程序，在均反映吾国革新运动之变迁。”[4]26 一、深沉的动力、十年的求索：教育服务社会思想的形成 从1919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到1928年形成南开大学务实实用、服务社会的办学思路，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这十余年的时间承载了太多的内涵，可以说，它是中国高等教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创始以来时人对高等教育艰苦探索的结晶，它凝聚了一代教育家的教育智慧，标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转向。 张伯苓(1876-1951)，字寿春，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教育家。他先后创立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懈求索，这一切首先源于他那深刻而又敏锐的时代领悟力，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张伯苓早年曾在海军实习舰通济号作见习官，亲眼目睹中国政府刚从日本手中收回威海卫主权，又被迫于第二天立即转租给英国。望着国帜三易，张伯苓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中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遂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由张伯苓弃戎从教的经历可以看出，如同鲁迅等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要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信念，这个信念贯穿于他整个的教育事业之中，也决定了他的教育思想必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张伯苓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为“愚、弱、贫、散、私”，而“私”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5]243-244面对中国社会这五种积习已久的弊病，张伯苓把改造社会风气、救亡强国的期望寄托于对青年的教育。他认为，具体的团结的实作，以走教育这一条路为最容易而有效。青年们大概都没有染上社会的恶习，我们现在使青年们彻底了解此中的意义，等到这一般新分子走入社会时，前一代受毒——私——最深的旧分子已经死亡，这种新陈代谢，就可以拔去中华民族的病根。张伯苓把青年学子当作中国社会的真正砥柱，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从而改造社会，振兴国家。 张伯苓明确并坚定了要通过发展新式教育，培养青年以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思想后，关于要将南开大学创建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他的目标是高远而令人鼓舞的。即希望南开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呈“东西之盛”[5]256。远大的办学目标给他创办南开大学注入了动力。在落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与先进的西方高等教育鲜明的对比面前，自然，要创办高等教育就需要向西方学习，以西方高等教育为参照是首要的选择。这不仅是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的路径，而且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于是，为创建南开大学，张伯苓开始了向西方学习之旅。正如梁吉生先生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40岁的张伯苓以南开学校校长之尊，不远万里到美国，走进美国的课堂，老老实实当起学生，研究办大学的理论，学习高等教育的经验”[6]98。他聘请一大批留美的青年学生执教，也请来欧美学者讲学，引进欧美的学制管理、专业设置、课程科目、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等，引进校内管理体制，等等。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使教学与管理工作一开始就置于较高的水准。然而，理想归理想，一旦付诸实践，便显现出巨大的落差。凸显出的问题不仅是当时发展中的南开大学所面临的，同样，也是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