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亚文化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有些语汇诸如“80后”、“90后”、“宅”等都已成为生活用语，而诸如“萌”、“萝莉”、“腐女”等则不断在网络世界中流传与建构。此外，《蚁族》一书的出版，也带出了另一重亚文化的面貌。尽管新的社会现实不断发生，但是既有的学术研究却仍显得相当缺乏（不过，有趣的是，与亚文化相关的硕、博士论文则处于增加状态）。 关于亚文化研究，二战后所开展的英国文化研究带出了新局面。面对二战之后英国资本主义的重新构造、社会结构的丕变、流行文化与亚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拉开一条分析与批判的理论轴线。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主义者雷蒙·威廉斯(R.ayrnond Williams)等人的研究，1964年伯明翰大学新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英国文化研究进入学院。其间，霍尔(Struart Hall)堪称英国文化研究的灵魂人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霍尔与中心成员重新在西方马克思理论、结构主义乃至符号学中撷取资源作为社会批判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他们开启了包括媒介研究、亚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局面。尽管英国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中或可说是一个仍在发展中的“显学”（但也包括误读①），不过，其亚文化研究谱系仍少有人论及。在本文中，笔者一方面将梳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理论范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将讨论这些变化对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及亚文化研究的内涵，希望通过这些梳理来丰富亚文化本地化研究的视角与可能性。 一、寻找理论资源之旅 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乃至战后英国社会的重构有着密切的关联。1956年11月苏联入侵匈牙利，同年，英国介入苏伊士运河战争。面对英国内外的政治局势，不同时代的左翼分子展现出不同的批判观点与关注议题。老一辈的左翼分子关切苏联入侵匈牙利，他们将矛头对准苏联，例如苏联入侵事件后脱离共产党的汤普生(E.P.Thompson)便批判苏共的斯大林路线。然而，对当时在英国读书的霍尔、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来说，英国介入苏伊士运河战争对这些来自牙买加、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冲击更大。到底当今英国的面貌如何？为何一个帝国力量又重新出现？除了政治经济层面的追索之外，他们也尝试跳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消费资本主义崛起、新型广告杂志大量出现的战后英国社会的型构②。也在这个时空点中，几部重要作品逐一浮出，例如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与《漫长的革命》(1961)。霍加特所关切的是为消费主义所包抄的工人阶级文化为何已然消逝。而威廉斯则尝试重新定义文化：文化不再是代表文明的经典文学、戏剧等，而是环绕在我们日常生活周围的现实。 1964年伯明翰大学新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第一任主任为霍加特。在霍加特的就职演说中，他揭示出文化研究中心的方向将是研究当代社会中被忽略的媒介与文化现象③。然而，他的任期并不长，1968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之后，霍尔便实际上总掌新兴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直到1979年离开伯明翰大学。霍尔在新兴文化研究中心的十年间，也正是英国文化研究最具活力的时期。霍尔与中心成员重新探寻批判的理论资源，其中，社会学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新兴文化研究中心初期的理论资源探索的起点。中心成立之际，恰逢西方社会学研究范式转移的关键时刻，站在社会总体观点的功能论与微观社会学正进行激烈的竞逐。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不同范式同样论及文化，然而，英国文化研究如何取舍？二战之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以及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美国社会学界占了主导地位。然而，对新兴文化中心来说，美国的社会学不过是在欢庆一个资本主义新国度的诞生，在这个新国度中，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然解决，剩下的仅是社会不同意见的表达与说服④。除此之外，无论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还是贝尔的论述，虽然论及文化，不过，在他们眼中，不是认为文化履行社会运作的功能，就是认为文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趋近相同。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乃至民权运动的风潮，结构功能论开始受到怀疑，此时也正是微观社会学崛起的时刻。微观社会学的崛起，与韦伯传统的复兴有直接关联。符号社会学诞生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米德(George H.Mead)、布鲁默(Herbert G.Blumer)与高夫曼(Erving Goffman)共同形塑了这个美国本土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不同于帕森斯功能论将社会整体视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符号互动论将分析单元移转为社会行动。经过米德等人的奠基，舒兹进而修改韦伯对行动的定义，提出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对舒兹来说，我们了解一个人的行动的根据，是从客观的事实跳跃到主观意义的脉络；所谓的意义脉络，是由生活世界建构科学知识的过程，这个世界包括人类所有日常生活事务的总和⑤。对文化研究来说，这种转变尝试对文化进行两种类型的解释：第一是社会与历史对文化现象的影响；第二是与这些现象相关的意义⑥。而这正与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与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两本书所关切的问题一致⑦。此外，通过俗民方法论，更可以凸显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实存的文化(lived culture)⑧。在社会学转向的情形之下，俗民方法论成为文化研究中心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个研究方法也带出了该中心的亚文化与女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