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兴起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思维方式、方法与理论，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及人文学科之中所起到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国内文化研究的浪潮也在近十年中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间，“文化研究”成了理论界的宠儿，相关译著、专著、合集、论文纷纷面世，并随之在学界中掀起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定与区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消费文化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然而，热度并不代表深度，在对文化研究的内在理论肌理的梳理和对关键性问题的把握上，我国学者的认识和研究尚不能算是全面的和深入的，这一点从对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中就可见一斑。 斯图亚特·霍尔作为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第二任主任，他一方面对前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以其自身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将英国文化研究带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他所具有的地位和他的理论本身具有的内涵及影响力使得他在思想上所经历的几次转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文化研究的整体，他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也往往是文化研究的主要论题。他实现了文化研究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转向，拓展了接合理论，使之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同时，他没有一味地将所有的现实都还原到“话语”和意识形态，而是以强调实践的特定性来建构一种鲜活的理论。 可以说，霍尔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其地位关键性及其理论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对于霍尔思想脉络及其主要理论的认识同时也可视为对文化研究，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历史脉络及主要问题的认识。但就目前国内文化研究学界的现状来看，对霍尔的研究还是停留在部分译文的基础上，同时也非常局限地限制在传播方式与模型、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几个问题上，缺乏一种宏观的把握和深度的切入。也正是有感于此，本文力图从霍尔理论的关键性问题及其发展脉络入手，以一种历时性的梳理来展现英国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到“话语”转向的一系列范式转型，并由此凸显出霍尔的“接合”理论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价值。 一、文化转向与英国文化研究 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文化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中的一个”[1](p.87)。从泰勒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到麦克麦洪所归纳的有关“文化”的27条，再到雷蒙·威廉斯所总结出的三大类，对“文化”进行简洁、准确的定义始终是一个难题。威廉斯指出“文化”的含义最早与农业劳动的“种植”有关，其后在19世纪的初叶，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词义转折，几乎成为“文明”的反义词。尽管文化一词“大概直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时候，它才丢掉了诸如‘道德的’和‘知识的’这样的形容词得以独立使用，表达‘文化’这个抽象概念”。[2](p.10)此后的“文化”，又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其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抽象意义上的独立的文化进行研究则为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内的学者所重视。 在20世纪初出现的文化转向，则是这一趋势愈演愈烈的结果和表现之一。“所谓的文化转向将我们从对于文本的沉迷中唤醒过来，使我们发现‘世界’并不能被还原成语言，就如同它不能被还原成心灵、神圣意志、善或经济的生产方式一样”。[3](p.103)“文化转向”开辟了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正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文化”的意义逐渐凸现了出来。一时间，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不约而同出现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的理论视野之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964年CCCS的成立，这不仅显示了“文化”浪潮的重大冲击力，更是标示着一种围绕“文化”问题所建立的特定研究组织和新的理论视野的出现。CCCS经过近20年的初步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繁荣起来，并影响到了文化研究之外的其他学科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从而推动了一场国际思想运动的形成和壮大。在CCCS及更大范围的文化研究中，关于“文化”的论题始终是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围绕最开始的“文化的本质”继而延伸出了一系列有关主题（例如大众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表征等）和研究范式，并各自不断衍生、发展出许多观点和理论。虽然CCCS在2000年已经关闭，但作为文化研究曾经的领军及中坚力量，其所做出的贡献和理论成果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其所培养出的许多文化研究人才也依然在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从CCCS的研究发展和理论传统来看，经过了一系列“转向”，如从早期的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葛兰西转向”，继而是在拉克劳和墨菲影响之下的“话语转向”[4](p.124)，我们应注意到的是，这种发展的过程并不具有绝对或精确的先后序列性，而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由多种理论构成的，以某些问题（例如文化本质、意识形态、整体性、主体等）为联结点，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于实践，看似无中心，实则有线索和脉络的理论集合。这一集合并不能称之为体系，因为其并不具有严格的理论中心范畴及逻辑框架，它本身从内部就具有消散性和解构性——集合在同一集体中的研究者们就同一问题不断提出新的看法，在不同时期内也有新的发展或批判，甚至是自我批判和推翻，这点在霍尔思想中也得到了鲜活的体现。 二、文化研究的早期：文化主义范式 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对英国文化研究（主要是CCCS）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提出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范式：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葛兰西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