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0)044D005-(09)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文化心理上的承受力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他们必须接纳并适应快速变动着的周围世界涌现出来的各种新现象和新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认真地反思并总结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社会早已经历过的那些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事实上，如何看待“启蒙”，就是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比较研究与启蒙主题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当两个世纪后的中国人谈论“启蒙”这个话题时，自然也蕴含着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的比较。换言之，这种谈论是以中西文化的比较为前提的。然而，我们发现，长期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可以随意地从中国文化中抽取出一个人（如庄子），再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另一个人（如海德格尔），进行比较。事实上，这类所谓“比较研究”只注意不同的对象在表面上的“形似”，而完全不考虑它们在思想实质上是否“神似”，是否真正地具有可比性。在我们看来，要打破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使比较研究上升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引入一种新的时间观念。 我们认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一种是“编年史的时间”(chronological time)。按照这种时间观念，2010年5月10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和同一天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无疑是“同时代的”；另一种是“形态学的时间”(morphological time)。人所共知，形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动、植物及其组成部分的形态与结构。形态学时间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形态学时间”(morphological time in biological meaning)，由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首倡。在《西方的没落》一书(1918-1922)中，他列出了“同时代的文化时代”的表格，列举了埃及的、古典的、西方的、阿拉伯的四种文化模式，每种模式在发展中都经历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的阶段。在他看来，不同的文化模式只有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中才具有可比性。[1]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这种形态学时间观念。 另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学时间”(morphological time in sociological meaning)，由马克思首倡。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第一社会形态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第二社会形态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第三社会形态是自由个性的发展。按照这一时间观念，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社会形态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① 在我们看来，比较文化研究要上升为科学，就应该在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学时间”所蕴含的“同时代的”观念的基础上展开。如前所述，既然欧洲社会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而当今中国社会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学时间”上又是与当时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是“同时代的”，这就表明，启蒙也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当然，在引入形态学的时间观念时，我们并不否定编年史的时间观念，因为我们的身体和一部分观念毕竟已经从属于21世纪了。也就是说，编年史的时间观念也会对我们的文化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要深入地把握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尤其是深层文化心态，我们却不得不主要诉诸形态学的时间观念，尤其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学时间观念。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启蒙”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启蒙运动所蕴含的主导性的精神要素。从字源上看，“启蒙”(enlighten)作为动词的原初含义是“点亮”，引申含义则是精神上的启迪、启发。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弗兰西斯·培根的“洞穴假相”、鲁迅的“黑屋子之喻”都有这方面的含义，即人应该脱离黑暗，接受光明的启发和引导。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曾经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P22)人们经常从康德上面的这段话出发去理解启蒙，其实，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何谓启蒙》一文(1984)中谈到康德的那篇文章时所说的：“我丝毫无意把它视为对‘启蒙’的恰当的描述；我想，没有一位史学家会对该文就18世纪末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变革所作的分析感到满足。”[3](P532)尽管如此，康德关注“启蒙”这个时代主题，并把它理解为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一种精神运动，仍然说出了启蒙的核心内容。至于“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作为名词，其基本含义是指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发生的精神运动，而其引申含义则指称一切精神上、思想上的解放运动。 如果我们把康德和其他启蒙学者的观点综合起来，就会发现，启蒙的理想化的主导性原则主要有以下4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