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文化软实力之载体的符号 霍桂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2010.6.115～121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文化软实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比较多，但是却对“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没有做出任何明晰、严谨的解答。为此，我们必须从清楚认识和严格界定文化软实力的实际载体入手，通过对“文化软实力”的严格学术定位和理论说明，为研究各种相应的现实问题设立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和坚实的学术基础。概略数来，本文强调这种实际载体只能是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文化”不是文化软实力的载体：通过分析目前流行的传统文化定义，表明其所谓的“文化”不可能是“文化软实力”的实际载体；第二，“符号”何以能够成为文化软实力的实际载体：阐明严格的文化定义只能把文化视为“符号”，并略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从记号、指号到符号的动态生成过程，揭示“文化软实力”的实际载体只能是作为“文”的符号；第三，如何对符号进行文化哲学研究：指出只有从动态生成的研究视角出发，才能适当地表达作为民族精神特质的符号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使“文化软实力”研究真正落到实处，进而得到恰当而科学的处理。 习性与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 ——“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良从（南京大学）、周海玲（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2.116～127 2009年5月在南京大学举办了“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门邀请了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曼彻斯特大学托尼·本尼特教授做了以“文化、历史与习性”的主题发言。来自国内外二十多位著名学者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托尼指出，对历史形态习性的研究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关键因素。接着他阐述了两种不同的习性观：达尔文主义的本能习性观和后达尔文的文化习性观。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王大桥辨析了习性、习俗与惯习的复杂关系。他指出，习性表现为某种特定行为的倾向，习俗作为习惯性的社会实践属于社会群体的行为倾向，惯习更多侧重于主体层次。中国社科院高建平研究员指出习性具有复杂性，习性与本能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习性的理解不能忽视与两个概念的联系。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指出习性虽然没有对错之分，但习性在政治立场上是由区别的，习性的政治立场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副教授探讨了习性与文化权利和治理性的关系。 习性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涉及其他很多相关的问题，其中习性、审美与自由治理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围绕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指出，审美现代性作为对抗工具理性一种批评性的话语，美学被认为是纯美学、纯艺术的，是批判性的源泉，这是目前我国学界对审美的基本认识。南京大学周宪教授从文化研究的发展角度，提出文化研究最开始是作为一个反学科的超越学科的策略，与社会思潮、社会思想密切相关，而我们今天的大学却把它看做一个学科的、体制化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对文化研究的现实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这次会议也指明一个学术发展方向：文化研究、美学应该关注不同审美文化特征，不再是以批判性为主导，而应该转向建设性的角度。 毁灭性灾害后民族文化的再生与可持续发展 ——以理县休溪羌族建筑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重建为例 赵曦（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吴天德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18～23 羌族民居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宝库总的奇葩。集物质文化创造与非物质文化、生活实用、宗教功能、人与自然生态和谐、艺术审美为一体。5·12地震后重建，不仅保持了传统的羌族民居建筑文化的相貌与蕴涵，而且灌注了新的当下文明魂魄。休溪灾后重建成功，给予我们五点启示：一、保持传统的羌族建筑文化形貌的细节；二、认知了羌族民居建筑的文化内涵；三、坚持与民众一起体认文化精神，传承其使用生态建筑的建筑材料、工艺；四、建筑主体对于羌族传统建筑文化精神、美感原则有着切实的科学观与责任观；五、某些当下的偏离细节重建的反思。
